先生的糖罐

我當了七年小學老師，先是教國文，然後又教了一段時間的通識教育，最後覺得給全年級上通識教育課太辛苦，便主動申請當班主任，重新教國文，但只教一個班。就是在這個班上，我遇見了給我印象最深的學生，我不知道我的出現有沒有改變他的命運，但他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我。

他的名字叫村下義宏，來自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他平時愛穿白襯衫配黑色長褲，在同齡人都偏好色彩艷麗的衣服的環境裏，這身打扮顯得他要成熟不少，很多初識他的人都會以為他是國中生。

村下義宏的成熟也不僅限於外貌，不管在課堂還是課余，據我的觀察——我喜歡觀察小孩子，尤其是他們的眼睛，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純凈的物體，這是我平生最重要的愛好——他都表現得沉默寡言。我之所以說“表現得”，是因為我看得出，他不跟其他人說話，既不是出於害羞，也不是因為找不到有趣的話題，而是他覺得其他人幼稚，實在不值得他浪費時間。誠然，他的同學們確實很幼稚，他們最熱衷的話題是爭論誰吃過的糖果種類更多，而最喜歡做的事情也是吃糖，尤其是一種叫作VIGAS的巧克力糖，一直是他們的最愛。

村下義宏對這些就沒什麽興趣，他無意與同學們爭論糖果的知識——雖然他們帶了新的糖果來也都會分給他，換來他不以為然的表情。他大部分的時候都在做跟我一樣的事情——觀察別人。雖然我和他出於絕不相同的理由，但偶爾在課上目光相觸，兩個人也都會心一笑，就像在人間相遇的兩個半神，能給彼此以尊重，並不需要互相打擾。

我和他相差20余歲，卻成了未曾交談過的朋友，我們都還不了解對方，尤其是在這個世界生存了30年的我，並不指望只有9歲的村下義宏能理解我多少。

但這種觀點最終還是被改變了，那是在一個體育日的下午，學校舉行了運動會，所有學生都要參加，我把學生托付給旁班的同事，獨自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裏偷閑。

村下義宏沒有敲門就進來了，當時我正在擺弄手裏的VIGAS糖罐，右手剛好把糖罐裏的東西摸出來，陽光照射在上面，反射著奇妙的光芒。

我相信村下看清了我手指間夾著的東西。

那是一只人的眼球，準確地說，是一只7歲小孩的眼球，我起的代號是Black Onyx。

當然，也還有Mars、Moon、Purple等，它們都在糖罐裏，互相瞪視著對方，輕易不得見人。我能分辨出它們每一個的區別，眼白和眼仁的比例，每一道血絲的紋路，拿在手中的質感，我都了如指掌。

因為它們都是我親自從鄰縣的小孩眼窩裏挖出來的，它們都是我的寶藏，是我收集了幾年的結晶。

當然，我並不會對學校裏的學生下手，那樣太招搖，愛好這種事情，還是私人一些比較好。

雖然報紙上隔幾個月都會登載“小孩被連續作案犯挖去眼珠”這樣的新聞，但警察從來沒有找上門來，他們大概還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瞎忙活吧。

我沒有負罪感，但是，我也不想讓人知道。

所以我那時很緊張，因為我確定，村下看見了，以他的性格，大概還會在心裏泛起一個不冷不熱的概念：哦，原來挖眼珠的變態就是老師啊，真是笨蛋。

我正在猶豫是把眼珠當作VIGAS吞進嘴裏以作掩飾，還是惱羞成怒把村下的眼珠也挖出來。

他卻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對我說了一句：“老師，我是來取花名冊的。”

原來是這樣。我拉出抽屜，把花名冊給他。他眼神並沒有聚焦在糖罐上，接過冊子之後，他臉上的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說了聲“謝謝”便離開了。

後來的幾周我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到村下義宏身上，我緊盯著他注視的方向，看他是不是會悄悄到辦公室檢查我的糖罐，甚至會不會偷走它。

因為，我確定他是跟我一樣的人。

我在這種緊張的日子裏度過了三個月，每天都害怕糖罐會突然消失，或者被掏得空空如也，還有村下帶著嘲諷的眼神，每次掃過我身上，我都有被俯視的感覺。他似乎在對我說：“老師，你的秘密被我知道了。”

這種煎熬終於在警察來到學校之後結束了。

他們滿校園尋找證物，還找很多老師和學生問話，我也被叫去了，他們問了一些行程方面的問題，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在什麽地方做什麽，是否有能做證的人。

我清楚他們在找誰，而且，我從來就沒想過隱瞞罪行方面的問題，所以我一點不在場的證明都沒有，我成了他們的頭號懷疑對象。

但他們沒有證據，最關鍵的證物，他們一直沒有找到。

直到他們問詢了村下義宏。

那個白襯衫黑色長褲的少年從洽談室走出來之後，警察們就逮捕了我，擺在我面前的是敞開的糖罐，裏面一顆顆的眼球，怨毒地看著我，似乎有無數的話想要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