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埃莉斯·德·拉·塞爾的日記

1778年4月9日

我的名字是埃莉斯·德·拉·塞爾。我今年十歲。我父親是弗朗索瓦，我母親是朱莉，我們住在凡爾賽：閃閃發光、美麗絕倫的凡爾賽，整齊的房子和莊園籠罩在龐大宮殿的陰影裏，還有種著椴樹的林蔭大道，熠熠生輝的湖泊和噴泉，一切都精致至極。

我們是貴族。幸運的那種貴族——也就是特權階級。證據在於，我們只需要走十五英裏的路就能進巴黎城。掛在路邊的油燈為那條路照明：在凡爾賽，我們用的是這種路燈，但巴黎那些窮人用的是牛油蠟燭燈，牛油燃燒所產生的煙霧飄浮在城市上空，就像一塊裹屍布，不光弄臟皮膚，還讓人難以呼吸。巴黎的窮人們穿著破衣爛衫，身體的負擔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壓彎了他們的腰，他們穿行於巴黎的街巷，終日不見陽光。街邊是露天的陰溝，爛泥和汙水自由地流淌著，潑灑在轎夫的腿上，而我們瞪大眼睛，看著窗外的景色。

之後，我們乘著鍍金的馬車回到凡爾賽，路過田野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包裹在霧氣裏，仿佛幽靈般的人影。那些赤腳的農夫負責照料貴族的田地，一旦糧食歉收，他們就得挨餓，完全是地主們的奴隸。在家裏的時候，我聽父母們說過，為了讓地主睡個好覺，那些農夫被迫整夜揮舞樹枝驅趕青蛙，有時還得靠吃野草活下去。與此同時，貴族們過著富足的生活，不用繳稅，不用服兵役，更不用去做有失尊嚴的免費勞役。

我的父母說，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後徜徉於宮殿的走廊、宴會廳和前廳之間，想象著揮霍她的服飾津貼的新方法。與此同時，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舒舒服服地坐在位於國會的禦用席位裏，通過一條又一條損害窮人利益，讓他們忍饑挨餓好讓貴族更加富足的法律。他們神情陰沉地說，這樣的行為很可能會挑起革命。

我父親有幾位“同事”。那些是他的顧問，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夏爾·加布裏埃爾·西維爾先生，以及萊維斯克夫人。我叫他們“烏鴉”，因為他們穿著黑色的長外套，頭戴黑色氈帽，眼睛裏也從來沒有笑意。

“我們還沒有吸取鄉巴佬起義的教訓嗎？”母親說。

當然了，母親跟我講過鄉巴佬起義的事。那是兩個世紀前的農民革命。

“看起來的確沒有，朱莉。”父親答道。

有句話是形容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一刻的。那就是“恍然大悟”的時刻。

作為小孩子，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學的為什麽是歷史，而不是禮節、規矩和姿勢；我從沒問過母親為何會在晚餐後去找父親和烏鴉們，還用同樣響亮的嗓門與他們爭論；我從沒想過她為什麽不是側身騎馬，也從來都不用馬夫幫她牽馬；我也從沒質疑過，她為什麽對流行話題和宮廷八卦毫無興趣。我從沒想過問我母親，她為什麽和別人的母親不一樣。

直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當然了，她很漂亮，而且總是衣著考究，盡管她從來都懶得研究宮廷貴婦的服飾。談到那些女人的時候，她會抿起嘴唇，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按照她的說法，她們癡迷的是外表和地位，還有別的一些東西。

“她們根本沒有思考半點能力。埃莉斯，答應我，不要變成她們那樣的人。”

我想知道要怎樣才能避免變成那樣，所以我躲在有利的位置——也就是我母親的裙邊——去打量那些令人厭惡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群塗了太多脂粉、喜歡閑言碎語的人，她們裝作對丈夫忠貞不二，目光卻越過扇子的邊緣掃視房間，尋找不容易引起懷疑的候選情人。我躲在不起眼的裙邊，等到輕蔑的笑聲停止，嘲弄的眼神褪去，我就會瞥見那些脂粉面具後面的真相。我會看透她們的內心，看到她們的擔憂——擔憂自己失寵。擔憂自己的地位受到影響。

母親和她們不同。比方說，她從不在意流言蜚語。我從沒見過她用扇子，而且她恨脂粉，也從不用炭筆點美人痣或者塗護膚膏。她對流行的妥協僅限於鞋子。除此之外，她只會為了一個理由整理儀容：遵守禮節。

而且她對我父親死心塌地。她總是陪著他——只不過是在他身旁，而不是身後——支持著他，對他的忠誠毫不動搖，在外人面前永遠為他說話，即使在私下爭論的時候，她也會溫和地安撫他。

我上次聽到她和父親爭論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們說她今晚可能會死。

1778年4月10日

她那晚沒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邊，握著她的手和她說話。有那麽一會兒，我錯以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轉過頭來，用渾濁卻能看透心靈的雙眼凝視著我，我才明白，原來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幾次看向窗外，看到阿爾諾在下方的院子裏，對僅有咫尺之遙的悲傷毫無察覺。這讓我非常羨慕。他當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癆並不罕見，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爾賽也一樣。而且他不是德·拉·塞爾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們家族接受監護，但他對我們最隱秘、最深邃的秘密一無所知，也不了解我們的苦惱。他對別的那些事也幾乎一無所知。對阿爾諾來說，我的母親只是個在莊園樓上被人照料著的模糊角色：對他來說，她只是個病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