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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博瓦提議我把在《模擬》上發表的森卡系列故事輯錄在一塊兒,加上幾個新寫的故事,編成一部新書由巴洛奈特出版社出版,於是有了《首星》這本書。老故事中有些很出色,我把它們收錄了進來;但還有些既欠創意又枯燥乏味,所以,為你們好,親愛的讀者,我讓它們靜靜地消失了。可是天知道,我創作它們的時候,覺得它們是我寫出的最好的故事。《首星》於1975年春天出版,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說,跟我長子傑弗裏出生的時間差不多。

《天賊》於一年後出版,巴洛奈特出版社設計的封面醜極了。令我特別尷尬的是,封面極其忠實地描繪了書中的一個場景。後來我才了解到(再次打聽的結果也一樣),如果,一部小說的某個場景只要一出現在封面上就足以毀掉那本書的話,那它就一定會出現在那該死的封面上!更糟的是,寫文案那夥計還在封面上寫下了大大的“雨果獎得主”,而事實是,在1978年,我只獲得了雨果獎第二名;我得的是鳳凰城世界科幻大會的約翰·W.坎貝爾獎(新人作家獎)。

那本書出版後沒多久,我收到一封信,來自邁克爾·畢曉普,一位我一直很欣賞的同行,只是無緣結識。他事先為他在《幻想與科幻小說》雜志上發表的《天賊》書評而道歉,那篇書評尚未面市,但已經來不及更正,他在信中這麽寫道;他在書評中批評我竟允許“雨果獎得主”這種不實的字眼兒出現在封面上。可沒過多久,他就發現他的出版商也在他的書上玩了同樣的把戲,說他榮獲了他並未得到的某獎雲雲。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友誼持續至今,雖然,在怎樣講好故事這個主題上,我們秉持不同意見,所以不時也會劍拔弩張。

他關於《天賊》的書評十分具有批判性,卻是我及身所見最有幫助的一篇書評。他呼籲注意小說中的結構性失誤,這有助於我了解自己的不足。當時我正在寫第三部小說《歌唱大師》,用的還是與《天賊》相似的片段式結構;畢曉普的書評對我是個刺激,讓我終於想到辦法,如何將一個很長的故事捏合成整體。從那時起,我對故事結構有了實質性了解;敘述始而處於有意識的控制之下,一套全新的技法得以融會貫通。

於是,我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用我新掌握的技巧,重寫《天賊》和《首星》。

在聖羅莎的一次會議期間,我在午飯時間和埃斯出版社的編輯蘇珊·埃裏森談起這個話題。她建議我重寫一部書,講述和《天賊》《首星》同樣的完整故事,但藝術效果要超越前作。直到1981年秋天,我才動手寫作,那時我正在美國聖母大學念研究生第一學期。那段時期,我對中世紀文學興趣正濃,也思索著怎樣講好故事、為什麽講故事之類的問題,我還讀到了神奇的《失落的鄉村生活》,從中了解了在動力時代之前的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最後,新書終於完成了,它就是《沃辛編年史》。在我所有的小說作品中,它具有最為復雜的結構,但主題純粹、統一;詹森·沃辛的故事至此實現了大結局;我對它不再抱有任何遺憾,它達到了我能呈現的最好的形態。

一晃很多年過去了,我的老書都已絕版。這對作家而言是一個永遠的痛,就像父母期盼著孩子的信,可他們卻不再寫了。作家無比懷念絕版的書,希望能再次見到它們。我很感激托爾出版社的湯姆·多赫蒂和貝斯·米查姆,他們認同用一本書囊括《沃辛編年史》和《首星》中比較優秀的故事,以及原創的幻想故事,對我而言,後者不僅是早期創作的結晶,還是我科幻寫作生涯的起點。

在寫作《沃辛編年史》的過程中,最初的幾個沃辛故事——《沃辛農場》《沃辛旅店》和《修補匠》——並不在我手邊,因此,當我需要其中一些元素時,只能靠回憶,跟著自由演繹它們以滿足新故事的需要。等到能重新回顧原作時,我發現它們與新故事是那麽的不一致,以至於要使之調和的話非重寫不可。我甚至做了筆記,記下哪些地方該如何修改,可最後還是決定,將它們原樣收錄在《沃辛編年史》裏。畢竟,《編年史》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講故事的逼真性;如果能將故事原樣奉上,讓讀者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是如何轉變的,正好符合這本書的初衷。其中的一些變化,源自多年來我的寫作技巧略有精進;還有一些,是因為隨著年歲漸長,我對人性的理解有所加深;當然,大多數的改變還是出於新書的需要,它們演變成了故事需要它們成為的樣子。我相信,人類的故事無不如此,不光是虛構文學,也包括新聞、小道消息、歷史記載、回憶和個人經歷。我們需要故事以這種方式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