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本前言］人生可逃

民國留下許多“兩個半”的典故，一人覺得自己在一領域高度夠了，評點同代英才，愛說只有兩個半人，兩個半人懂軍事、兩個半人懂明史、兩個半人懂莊子……

說這話的人很自豪，半個人很倒黴，被說成半懂不懂，不如不提。

民國之前，不好意思把人說成半個，會把自己評為古來第三人。司馬遷評自己是孔子、呂不韋之後的寫史第三人，傳的是治天下之法。東漢人替董仲舒驕傲，元朝人替司馬光驕傲，他倆都曾是第三人。

古來第三，便是當世第一，如此算術。

禪宗在六祖惠能之後，不立祖位，禪宗截止於六祖。六祖之後，各立山頭，不再有當世第一人。胡適考證，其實惠能立了神會當七祖，但神會放棄了，胡適寫得像是親身經歷，動了感情。

尊重棄權的王者，是古來的大眾情感。《呂氏春秋》、《史記》寫民族開端，是從一夥棄權者寫起，延續到晚清，是一批“告老還鄉”的人。民國初始，清室棄權、孫中山棄權，均獲高譽。傳統還在，古來的情感決定了眼前世事。

當年海外報紙社評，歐美國家變國體至少二十年戰爭，中國只要兩年，因為中國有美德。海外華人都很驕傲，沒料到轉眼成了軍閥混戰。

從此國人以缺乏合作技巧著稱，一談就崩，崩了就是一場戰事。

與政事成反比的是商業，民國商人們大規模合作，利潤分配和權力劃分都老練，完成度極高，與政客們“破罐破摔”的火爆勁相比，很難相信是同一國人。

華夏文明首先是大戰頻率低，一朝建立，輕易便兩百年太平，黃宗羲還嫌太短，兩百年的不算成功範例。此地的人怎麽可能不善於合作？文明首先是合作，習慣了分權讓利才好合作。

民國政客則一開會就鬧場，唱衰一切。不破不立——談崩了，就可以改變權力格局，有了爭最高位的可能，將王、帝、總統當土匪頭子來想象，想象最高位可獲得最高利，不知最高位是最高仲裁權，為贏得公信力，要分權讓利的。民國之初，政客多是政治外行，他們壯志淩雲，便國破家亡。

民主法制是歐洲貴族與資本家妥協的結果，法制保障貴族資產不被徹底剝奪，民主保證資本家在議會裏強過貴族，貴族威望高，英法大革命，農民都支持國王貴族，武裝反抗資本家。

民主與法制起源於階層制衡，前提是有實在的階層，拉美國家多軍人獨裁，各階層都是一人一府的打工族，等於沒有階層，便不可能有這兩樣。

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士農工商”，還有個套層結構——“出世入世”，士農工商的社會外，有個歸隱的世界，“見了皇帝不磕頭”是東晉便開始的事。

人類思維不完美，人事必有弊端，設立逃避機制，可避免錯誤嚴重得不可挽回。

馬爾克斯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說，如何在萬花筒一般結構紊亂的社會裏存活，是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精髓。“魔幻”不是作家個人想象力豐富，是社會結構出了大問題，無處可逃，個人只能萬花筒般變化。

傳統中國有“可逃”的結構，歸隱到老家祖屋，歸隱入佛寺道觀，歸隱到名山大川，都市裏隱身是從事賤業，為逃刑罰到妓院當傭人，為逃稅到大戶人家賣身為奴。

中國的奴與美洲奴隸性質不同，喪失參政權，獲得家政權，先拿賣身錢，不交稅，有年薪，隨時可贖身，被賦予財政管理權的機會多，獲得田產饋贈的幾率大，常有“奴大欺主”的情況——奴的資產超過了主人家，主人還要幫他交稅。

因為好處多，“主動為奴”是明清兩朝的普遍現象。買奴是虧本生意，為奴成了富人窮人間一種應急救濟機制。

總之，人生有退處，退一步，海闊天空。容許人逃身逃心，才是成熟社會。

《道士下山》寫於2006年，至今才知自己寫的是逃亡。寫人物命運，寫出了各種逃亡方式；寫人情世故，寫出了追捕者不同的收手方式。

作者常對自己的作品敬畏，因為寫作不是邏輯思維，即便設計感十足地寫完，也總會有許多拖泥帶水的東西。這些意外往往是作品的主旨，那是寫作時直覺感受到的，而理性還沒認識到。

作品總比作家深遂，寫出了意外才叫寫作。

當年聽聞一位老人口述經歷，給了我極大的寫作沖動。所謂沖動，就是你生活經驗之外的東西巨浪一般打蒙了你……那麽，寫吧，隨著這浪去了，身不由己，到哪是哪。

春秋時代，背叛一詞是學術用語，得了老師的學術而不實踐，為“背”，用了老師的學術而向世人隱瞞學術來源，不表師承，為“叛”。

這兩個字，我是都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