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坐而論道（第3/5頁）
"這真是天下熙熙，皆為名驅；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官場沉浮，世間百態；鬥轉星移，人來人往啊！"顧懷遠感嘆道，"大千世界，什麽角落都有清濁之分，這倒讓我想起賈朝軒和袁錫藩在任時，有一次在辦公室閑談，兩個人都對歷史上的清官嗤之以鼻，袁錫藩還說，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清官，所謂清官不過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杜撰出來的，而且，鳳毛麟角的所謂清官，死了以後連打補丁的官袍都穿不上。這官還有什麽當頭？這官就不會有人當！"
"袁錫藩純屬放屁！"石存山氣憤地說，"歷史上的清官之所以能夠做到清廉自律、潔己愛民、秉公為政，與他們具有儒家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信念密切相關。像人稱'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曾經對康熙皇帝說，自己之所以清廉都來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訓臣以廉謹報效朝廷，若受人一錢，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當官時，'不以妻子自隨，齋用絲粟以上，皆運至於家。循分自盡，而人皆信之'。這可以說是'賠本'做官的典範吧！"
"我同意存山的觀點，著名清官於成龍剛當官時就表示，'某此行絕不以溫館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於成龍一生摒絕饋送，'凡在親戚交遊相請托者，概行峻拒。所屬人員並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稱贊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貴孤潔'，為'理學之真者'。清朝初期，實行的是低俸祿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著要過清貧的生活，於成龍官至總督，每天還以青菜為食，以至於有'於青菜'的外號。像張伯行、於成龍這些清官，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境界，是無法承受這種艱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長地說。
"存山，能通說得對呀，老百姓認不認可，是歷史上鑒別清官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清官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能夠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區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幾件實事、好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贊頌清官，推崇清官，愛戴清官，歡迎清官！一位官員的所作所為，他的上司和下屬也許被欺蒙而無所知，但是周圍的百姓卻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飾的言辭都遮擋不住的。"顧懷遠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長發深沉地說。
"你們的觀點我不敢苟同，歷來統治者雖然揚清貶貪，但他們認為還有比清和貪更重要的東西，康熙皇帝說過一段頗為耐人尋味的話：'為官之人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為國效力即為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無論諭旨批駁於部駁之事，積年累月，概不完結，似此清官，亦何裨於國事乎？'可見，康熙認為能不能辦事，是最重要的，在今天看來，評價一個封建官吏，首先應該著眼於他在歷史發展中或社會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像明朝的張居正，《明史·張居正傳》上記載：'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不能算作一個清官吧，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改革的歷史作用。我不是說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時代清不清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問題交織在一起的，單獨抽出貪與不貪這一方面是說明不了本質問題的。應該說，在封建社會，相當程度上是無官不貪的，但是究竟把哪個貪官抓出來，這就要服從皇權統治的需要。你不忠於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來，你就是貪官。和珅是貪官，乾隆皇帝是知道的，但他認為和珅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慶要抓他，也並不是真要反貪汙，而是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另外，當時國庫空虛，抓了和珅也可解燃眉之急。所以才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飯'的說法。"鄭衛國頗有見地地說。
"衛國，按你的說法，不管清官貪官能幹事就是好官啦？肖鴻林、賈朝軒、袁錫藩哪個不能幹事？別忘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古訓，讓我說反腐敗力度還應該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敗逆流！"石存山義憤填膺地說。
鄭衛國無心與石存山爭辯，只是搖頭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應該講人性，"顧懷遠爭辯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經從重從快地反貪汙腐敗，可以說用了非法制手段。這一方面有當時形勢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敗了，有了這個教訓，朱元璋就用嚴刑苛法來懲治貪汙腐敗，殺了不少貪官，貪汙腐敗之風一時有所收斂。但這完全是離開法制軌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殘暴了。現在有的史學家為朱元璋辯護，那是毫無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剝皮實草'，把人皮剝下來用草填充進去，然後把它掛在衙門口，朱元璋確實幹過這種事。此外，朱元璋還使用過'炮烙'、'鉤腸'、'刖足'、'淩遲'等酷刑。'淩遲'要割三千多刀，如果規定的刀數還沒有達到，受刑人就死了，劊子手就要反坐。這些做法簡直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朱元璋這些做法在很長時間內給人留下非常嚴重的'精神恐懼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將酷刑都廢除了，這段歷史從反面告訴我們：反腐敗一定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進行，離開法制軌道的反腐敗或許可以收到一時之效，從長遠看，終究會給歷史留下一聲長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