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與側面

隨著元朝勢力一路向北敗退，天下大局逐漸趨於穩定。朱元璋認為削奪中書省宰相職權的時機已經到來，該到他動手的時候了。當然促使他動手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漸嚴峻的形勢。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權的開國功臣們也開始嘗試著將自己的權力觸角伸向不該去的地方，這讓朱元璋無法忍受。

朱元璋決定出手，而且準備出重拳。他將目標直接指向相權，他要借此機會將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權力奪回來，對帝國的權力系統進行重新布局。這時候，廢除中書省已經箭在弦上。

奪回相權，就意味著要動一動那些功高蓋主的開國功勛，這是一件讓朱元璋很頭痛的事，也是開國君主遇到的最大難題。那些在帝國第一輪權力分配中撈到實惠的大臣，想要讓他們吐出已經吃到嘴裏的食物，並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廢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權制度和官僚制度，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穩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倫理政治的遊戲規則隨心所欲。

但對於朱元璋來說，不容易的事並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內心做出了一個假設，如果這些大臣犯下了國法難容的重罪，那麽皇帝不就有可能對當下的權力配置做出調整了嗎？雖然說，德厚不足以止亂，威勢卻可以禁暴。對於古代官家集團而言，如果沒有暴力強制機制的約束，只是單純地以儒治國，想要使龐大的國家機器運轉自如，也是難以想象的事。

古代封建治者一邊高舉旗幟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一邊又要求權力集團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適當考慮老百姓的願望和要求，按照社會普遍公認的倫理道德原則活動。一句話說透了，就是要上應天意，下如民願。

從表面上看，國家機器是在上天與民眾之間搞倫理調和，實質上是在統治階層和廣大民眾之間搞利益調和。上層統治力量要努力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尋求一個合適的借口，披上一件讓大多數人無可爭辯、無話可說的倫理外衣。

從政治運作和倫理觀念這兩個角度來講，朱元璋要從幾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軍事、財政等大權，就必須采取一種合適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讓天下人覺得這事幹得順乎天意民心，又能夠順理成章地奪回大臣們手中握著的重權，為自己的後世子孫執掌天下權柄掃清障礙。

正面：天降祥瑞引發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們召開的禦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朱元璋當著胡惟庸為首的帝國領導班子成員的面說了這樣一段話：“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連；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絕，聰明內蔽。國家能否大治，其實和這點有很大的關系。我經常擔心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廣開言路，以求直言。”

這樣的政治腔調在新任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聽來，不過是朱元璋在為自己撈取一個開國皇帝應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朱元璋專門設立了一個官署來處理所有的行政要件，這就是通政司。顧名思義，“通政”一詞取自政治清明、上下相通之義。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禦史們巡行全帝國的地方政府。這樣做是為了促進地方的下情得以上達。

通政使司的橫空出世向世人傳遞出這樣一個信號：朱元璋準備為帝國的權力系統動一場大手術，一場要命的大手術。通政使司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機構呢？朱元璋為什麽會在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主要職能就是每天將朝臣們的奏章進行收納整理，然後呈報於皇帝，讓“實封直達禦前”，然後再轉交於相關職能部門來分別予以處理。

明朝建國初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多制度是參考元制而來的。大臣們所呈報的奏章要先經過中書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書省直接處理，然後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見分別發往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禦史台等職能部門。如果奏章涉及軍政大事，宰相當不了家，那麽就要轉呈朱元璋最後拍板定奪。

當時的情況下，帝國官員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飛過中書省這一級，直接擺在皇帝的案頭。在宰相們看來，帝國官員的奏章是需要分門別類、區別對待的。哪些內容能夠讓皇帝過目，哪些內容不能讓皇帝看見，這些並不取決於朱元璋本人的好惡，而是由中書省來決定，也就是由宰相來決定。

作為宰相來說，這是他最樂於享受的一項政治福利；可對作為皇帝的朱元璋來說，這也是他權力空間內最不能容忍的一處軟肋。通政使司的成立，顯然是朱元璋破解權力困境所揮出的一記重拳。胡惟庸內心有了危機感，他意識到自己以後所邁出的每一步都會異常艱難，都處於皇帝的監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