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朱棣的政治新花樣

朱棣登基為帝，成為大明王朝的第三任皇帝。由於其皇位是從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奪來的，登上皇位的他亟需得到天下人的認可，獲得執政的安全感。正因為如此，在他的治國方略中，許多都是出於保證自己的安全需要。即位不久，他就“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與機務”，但這時候還沒有打破六大部門分權制衡的權力分配體制。因此，內閣的參政議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權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潛在危機，卻並未從根本上打破舊有的權力格局。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六部長官和內閣成員共同幫助皇帝處理政務，只是朱棣在遵從祖制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種權變。

朱元璋時期，自胡惟庸後“罷丞相不設”，一切由皇帝最後裁定，還將此立為祖訓。如此一來，大明的皇帝不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親的行政首腦。然而天下那麽多事情，不是皇帝一個人能照顧周全的，於是朱元璋設立了“四輔官”，“侍左右，備顧問”。這些人官位很低，沒有實權，不能對皇權造成威脅。

朱棣當了皇帝，開始嘗試性地讓大學士們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他們的官階只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可以說是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這些人依然是權力系統中的紅人，因為他們全部是圍著皇帝轉的人，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內，尤其是可以參與國家政務，不是宰相卻類似宰相。

為了避開“宰相”這個已經變得不祥的字眼兒，加上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又在內廷辦事，所以人們含混地稱之為“內閣”。內閣制的雛形由此形成，中國官制史也由此進入內閣時代。

我們知道，一種政治體制的好壞，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面取決於這種體制本身是否嚴密完善，另一方面取決於那些高層權力擁有者的見識、謀略、態度和活動。二者同樣重要，甚至很多時候，前者還要受制於後者。體制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過政治高層的具體行動或臨時政策來設法彌補，體制缺陷帶來的不良影響可以通過具體運作中的努力將其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範圍內。

開始參政議政的大學士事權不明，與部臣、宦官之間也從未發生類似後世那樣的嚴重權力沖突。永樂皇帝只讓大學士做自己吩咐的事情，嚴令大學士和六部發生其他關系，以此防止權責不清引發沖突。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他和他的父親朱元璋都沒有學過哲學，不明白這個世界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士們開始兼任各部尚書、侍郎之職，也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長、副部長職位。有的還具有正一品太傅、太保或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等崇高頭銜，權力地位不斷提高。他們雖然不能到兼職的部門裏實地任職，也不能幹預各部事務，名義上仍然只是皇帝身邊的侍從顧問之臣，但在重大事務的決策上，他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權威，如人事推薦與任免建議、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等。他們真正的權威，則來自宣德年間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票擬”之權。

票擬，又叫票旨、條旨，裏面暗含了帝國官場運作的大部分奧秘。

這裏涉及帝國國家機器運轉的方式與程序：在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是匯集到通政司（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這個機構是中央聯系地方的紐帶。通政司將文書登記在冊，錄下副本，隨後又轉到內閣，由大學士（辦公廳主任或副主任）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的封面上，送呈給皇帝做最後的批示，這就是票擬的整個過程。皇帝的禦批通常使用朱筆，所以又叫“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記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再下發至各地、各有關部門，遵照執行。

所以說事情發展到了這種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擬權的大學士就等於掌控了全國各地、各部門，包括中央六部，也等於同時掌握了票擬和批紅在內的這種官家權力機器運轉方式與程序。它帶來的惡果也隨之顯現。當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正式成為首席大學士時，“首輔”之稱謂便隨之產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認同。首輔沒有宰相之名，也沒有宰相行政號令、任免官吏之實。但當他深受皇帝信任時，卻可以壟斷票擬之權，並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從而將屬於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相當大程度地轉移到自己手上。此時，其令人畏懼的威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往真正的宰相，這可能是朱元璋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朱元璋以為他的那些後世子孫會爭先恐後地向他學習，人人爭做勞模，靠著不眠不休的精神將朱明王朝推向千秋萬世。可惜的是他的子孫們雖然身體裏流淌著他的血，但是卻沒有繼承他的鋼鐵意志。他們漸漸喪失了處理這些事務的能力和興趣，最後索性將專屬皇帝的“批紅”大權交給了身邊寵幸的宦官們，也就是說首輔手中的票擬之權也同時失去了效用。皇帝和滿朝文武就這樣被架空權力，朱明王朝在一幫閹人的胡作非為之下，跌跌撞撞，一路踉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