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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辛莊之戰中日兩國騎兵的對決，雖然精彩，但看完以後，多少會產生兩個印象。

第一，有點兒不太過癮。怎麽雙方騎兵沒有拼馬刀呢？你日本騎兵不是已經擺了拼刀的陣勢麽？怎麽受了些傷亡就不拼了，掉頭就跑了呢？不過癮。

第二，這日本騎兵怎麽有點兒傻不楞登的？讓八路釣魚一樣就給打了。雖然有些勝之不武吧，可要鬼子都這個智力水平，抗戰何須打八年？

跟作者聊過之後，才明白，這兩個印象，都是錯誤的。

特別是第二條，這次鬼子吃虧，絕非因為傻不楞登，恰好是因為聰明得很。與當時的中國軍隊相比，二戰中的日軍是一支戰術素養甚高的精兵，其官兵平均教育程度甚至超過美軍，軍官的訓練尤其嚴格系統，雖然有時死板了些，但很少犯戰術上的低等錯誤。這樣的部隊，要讓他們送上門來挨打，並不容易。

鬼子只是沒想到八路軍的指揮官更聰明。

這個八路軍的指揮官，就是129師騎兵團團長曾玉良。

曾玉良，河南固始縣人，出身四方面軍紅三十軍，是西路軍碩果僅存的少數幹部之一。1936年，經過和馬家騎兵的叠次血戰，西路軍最後的余部沖破重圍，到達星星峽，與新疆友軍會合。就在他們抵達的當天，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斯發動叛亂，試圖奪取星星峽。不料守軍中突然多了這支百戰猛虎般的紅軍部隊，結果堯軍紛紛被繳械。這一戰中擔任軍作戰參謀的曾玉良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後，他和周純麟（開國少將，《血戰河西走廊》的作者）以少校身份在喀什接受蘇聯哥薩克顧問的騎兵指揮訓練，1940年開始擔任129師騎兵團團長，1943年在山東曹縣戰鬥中犧牲。

打過西北驍騎馬家騎兵，繳過半騎兵半摩托化堯軍的槍，又專門研究了三年騎兵戰術，在抗戰中指揮129師騎兵團縱橫冀魯豫，稱曾玉良是八路軍中的騎兵專家一點兒也不過分。

如果說曾玉良是八路軍中的騎兵專家，那大辛莊之戰中的日軍騎兵，就應該稱作是“打129師騎兵團”的專家。

大辛莊之戰的日軍為日本陸軍騎兵第四旅團，是129師騎兵團的老對手了，當時的旅團長為小原一明少將。

1945年日本投降的時候，在中國大陸投降的日軍中，唯一一個騎兵旅團就是這個騎兵第四旅團。該旅團也是日軍騎兵中始終保持全乘馬建制的唯一一個旅團，非常適合復雜地形下的機動作戰。日軍戰敗時第四騎兵旅團的位置在河南偃城。事實上，從1942年開始，除了豫湘桂作戰期間該旅團曾被抽調參戰以外，大部分時間這支日軍騎兵始終駐留在河南。其原因，主要就是因為129師騎兵團的存在。盡管敵後環境十分艱苦，但129師騎兵團始終在敵後堅持作戰，行蹤飄忽，神出鬼沒。由於這個“共產軍騎兵集團”（日軍對該團的稱呼）機動性好，戰鬥力極強，一般日偽軍部隊難當其纓，日軍不得不將這個騎兵旅團放置在河南，以求抓住戰機，消滅或至少達到限制其活動範圍的目的。

從這個角度說，以一個騎兵團牽制一個日軍騎兵旅團，129師騎兵團在抗戰中的功績已經堪稱傲人。

日軍騎兵第四旅團始終以攻殺八路軍129師騎兵團為主要任務，所以對騎兵團的情報搜集十分充分，對其作戰特點，兵力戰鬥力十分清楚。

正因為這一點，鬼子才在大辛莊栽了個大跟頭。

這一仗滑稽的地方是該掄馬刀的玩起了槍，該玩槍的卻掄起了馬刀，結果本來是必勝的日軍騎兵反而吃了虧。

日本貴族兵種騎兵部隊

根據薩在日本查考該旅團的作戰資料，與大辛莊之戰相對應的應該是日軍記載的“黃沙溝遭遇戰”，參戰日軍為騎兵第四旅團第二十六聯隊。該戰日軍沒有記載己方損失數量，但參戰日軍將當時被打死的戰馬馬鬃割下，在愛知縣豐橋市王崎町建立了一個“愛馬の鬣”紀念碑（日軍投降時將馬匹交給中國，也曾割下馬鬃帶回國到此碑下焚毀紀念。1988年曾重寫碑文），由此可見當時日軍的傷亡不在少數。

大辛莊一戰，應該說129師騎兵團是被迫應戰。

實際上，在這兩支騎兵部隊雙方經年累月的鬥智鬥勇中，很少出現面對面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曾玉良團長始終努力回避與騎兵第四旅團的正面交鋒。倒是鬼子一直追求和騎兵團“堂堂正正”拼上一次馬刀，比比業務水平，卻始終不可得。

只有兩次騎兵團主動去碰騎兵第四旅團的局面。

一次是1943年9月，五分區司令員朱程帶軍分區直屬機關，還有民一團五個連以及一個騎兵連在山東曹縣與第四騎兵旅團遭遇。因為部隊新兵較多，戰鬥力和戰術組織都不好，被包圍在王廠村，守著一個土圍子苦戰八個小時，最後朱程司令員等都犧牲了。這一戰騎兵團奉命救援，可惜還沒趕到朱司令已經戰死了，否則和第四騎兵旅團的一戰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