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4章 打垮

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在第一時間以“張然炮轟影評界”為題，對張然的反擊進行了煽動性地報道，企圖將戰火引向整個評論界；而他們似乎真的成功了。

張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評《正義天使》的影評人，也“激怒”了很多還沒有看《正義天使》的影評人，他們紛紛跳出，加入討伐張然的隊伍，罵戰進一步升級。

《每日快報》影評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驢技窮的張然除了謾罵影評人，已經找不到辦法挽回電影的爛口碑了”；《波士頓先驅報》的影評人詹姆斯·弗尼耶爾嘲諷“張然是個需要母親表揚而長不大的孩子，可影評人不是他的母親”；《東灣快報》的凱莉·萬斯則斥責張然炒作“《正義天使》口碑慘淡，為了拯救即將墜落的票房，張然只能瘋狂炒作！”……

影評人和導演掐架並不是什麽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個導演和某個影評人之間掐，像這樣的大規模罵戰已經好多年沒有發生過了。不管媒體，還是電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觀眾都懷著期待的心情關注著事情的後續發展。

就在這時，張然的鐵杆支持者大衛·波德維爾站出來了。波德維爾在《綜藝》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謝利·克雷澤發表在《帝國》上攻擊《正義天使》的文章進行猛烈的抨擊。

波德維爾在公開信裏寫道：“謝利·克雷澤在《帝國》上刊登的對張然《正義天使》的攻擊是我看到的誤讀最嚴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這樣的誤讀還是有人說三池崇史的《拜訪者Q》是對於核心家庭的支持。鑒於日本右翼現在正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張然的電影在東瀛上映，並計劃對電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區的上映計劃起到沖擊；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觀點。我並不想糾纏於謝利錯誤的邏輯以及陳詞濫調，我只想將《正義天使》從他自說自話的誤讀、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來。

謝利提到了之前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但沒有指出《正義天使》有什麽不同。除了方令正傑出的《川島芳子》中關於南京的充滿諷喻的鏡頭之外，我所看過的其他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淚，在受害者的身份中無法自拔——應有盡有。《正義天使》跳出了這些電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殺電影都走得更遠。張然在電影中表現的不是大屠殺本身，不是大屠殺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戰等已經說過無數次的主題，他要表現的是面對歷史和真相的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戰。

謝利聲稱《正義天使》結合了‘斯皮爾伯格式的戰爭崇拜’以及‘中國烈士電影傳統’。《正義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爾伯格，以及中國電影中的傳統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有意或者無意中維護了歷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殺發生在1937年，而張純如出版《南京大屠殺》這本書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國代表著一個輪回，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在這六十年中，東瀛政府一直試圖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他們幾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之際，張純如通過自己的書粉碎了這一圖謀。張純如說，遺忘歷史，就相當於二次大屠殺，對歷史的屠殺。《正義天使》真正講的就是，張純如他們通過努力避免了歷史重現，阻止了東瀛人對歷史的屠殺。張然曾經說過，中國人的信仰是歷史。這才是張然拍這部電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謂的政治宣傳。

謝利指控《正義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軟性政治宣傳片，用某種方式宣傳黨內某個派別的態度或政策。如果真是這樣，張然怎麽可能用十多年的時間來打磨劇本？請問《正義天使》與不論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證據在哪裏？既然指責《正義天使》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我覺得謝利應該告訴我們證據是什麽。

謝利認為《正義天使》擁有使用當代電影技術，以及制造流暢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這些特質，因為電影不像泰倫斯·馬利克的《細細的紅線》那樣有著反躬自省的素質。他說《正義天使》是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用象征性的救贖把南京大屠殺強行塑造為中國版的猶太種族屠殺。謝利沒有明確地說，但他似乎認為‘斯皮爾伯格’和‘好萊塢’是近義詞，而張然的錯在於跟隨了斯皮爾伯格的腳步將觀眾震撼得完全處於被動狀態、從而把意識形態當作歷史。我不想要在這點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須說這是屁話。這充分表明謝利不了解電影史，以及對電影語言的無知。

事實上，《正義天使》避免了自命不凡的說教，而且結構是流動的，焦點間歇地在三個主角，以及兩個時空之間轉移、同時又不斷地回到全局，讓這部影片完全不同於任何好萊塢影片。《正義天使》有技巧地展示了一系列得與失，而且自始至終試圖給予角色心理深度。電影整體風格冷峻內斂，帶有強烈的紀錄片風格，讓人想起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時期的電影；而影片中重復的、有節奏的蒙太奇呈現冷漠的圍觀者的面孔，讓人想起20年代蘇聯的蒙太奇實驗而不是任何美國電影，哪怕是支持共產主義者的電影如劉易斯·邁爾斯通的《北方之星》。給謝利留個功課：看一下唐·希格爾的《突擊魔鬼嶺》以及對塞繆爾·富勒的《鐵血軍營》的導演剪輯版，然後再來談論好萊塢怎麽重現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