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侯治蜀 殊途同歸

跟東漢一樣，曹魏其實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以後，政權實際上就是司馬家族的了。十六年後司馬炎逼魏元帝禪讓，也只是辦了一道手續而已。

政變的過程是以後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裏只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為曹操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則成為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將失去鬥爭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為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並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操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板的是孔融，結果被曹操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操封魏公。兩人分別被視為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悵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畫線的標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復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操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並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後者。於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並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麽，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操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只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可惜，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他害怕的。

於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於淫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面沖突。諸葛亮執政後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