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哪個社會好 無為的專制

跟老子一樣，韓非也主張君主無為。

君主無為，理由有三。

首先，君無為，才尊貴。

韓非說，天底下最高級的，莫過於道和德。道，弘大而無形；德，核理而普至。它們有什麽作為呢？沒有，卻至高無上無與倫比。而且，正因為居高臨下無所作為，道才能生萬物，德才能成陰陽。此外，秤能知輕重，尺能正長短，君能馭群臣，也都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獨尊者無為，無為者獨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樣整天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當裁判員，那就不能再當運動員。

其次，君無為，才明智。

道理也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然而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一個人做得完嗎？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會做；君主閑下來，臣下就忙起來。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那麽，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還是大家去忙合算？是君主一個人忙可行，還是大家去忙可行？不用說吧！

第三，君無為，才安全。

道理同樣簡單：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會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就越多。如果君主還表現出操作具體事務的能力，底牌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沒有了神秘感，君主還怎麽當？所以韓非說：“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遠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測，臣下就戰戰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瞞下，更不敢覬覦政權。用韓非的話說，就叫“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悚）懼乎下”。[29]

顯然，這是強者的權謀。

權謀是從老子那裏學來的。不過，老子的權謀屬於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書再三強調統治者要放低身段，強調柔能克剛，弱能勝強，就因為他是弱勢群體的代表（詳見本書第五章）。

韓非卻是強勢的。或者說，他代表著強勢的一方。對於這一點，韓非也毫不諱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無為，就因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君主才握有絕對權力。有此權力，君主才能無為，也才敢無為。

權力，是無為的前提。

集權，是無為的保障。

這就與老子和莊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會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民自治，君無為”，基本上無需權力。莊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張“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更只會反感和抗拒權力。因此，盡管老和莊有區別，但，無中心甚至無政府，卻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實也贊成“無為而治”，只不過儒家更喜歡稱之為“垂拱而治”。孔子認為，一種好的政治，就應該像“天上的星星參北鬥”，自然而然。只不過，這種好的政治來自道德。執政者必須“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來感召民眾，才有可能像北極星那樣“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31]

沒錯，孔子的北鬥是“道德中心”。

韓非的卻是“權力中心”。占據這個中心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包括當時各國的國王，更包括後來帝國的皇帝。他們，就是法家系統中的北極星。

當然，這些“北辰”也並非什麽都不做。比如“使雞司夜，令狸執鼠”，讓臣民各盡所能，各司其職，便是君王要做的。他們需要做這些事，也必須做這些事。[32]

因為這是權力的體現。

好在這項工作並不復雜。按照韓非的設計，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應該早已將所有的閑雜人等，包括被稱之為“五蠹之民”的儒生、俠士、食客、縱橫家和工商業者統統消滅，只留下農民和戰士，以及管理農民和戰士的官員，很“幹凈”，也很“單純”。[33]

顯然，這是一種專制。

然而這種專制卻又是無為的。這不僅因為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在君主手裏，還因為這種專制依靠的是所謂“法治”。用韓非的話說，就叫做“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34]

也就是說，一切交給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專制，也不必親自動手。

對！人不治，法來治。

人不專制，法來專制。

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張備受爭議的原因，必須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韓非主張的無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來效勞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