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獨尊儒術 新儒生

登上兩漢歷史舞台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並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歷史轉變的裏程碑。[8]

《春秋公羊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借以發揮，改造成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

明堂辟雍是中國最高等級的皇家禮制建築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諸神以及祖先的場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鞏固皇權，影響了後世的歷朝歷代。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獨尊儒術並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後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歷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於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只焚書，不坑儒（所坑為術士）。焚書的目的之於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後，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麽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顏大悅。

退朝後，其他儒生指責叔孫通欺君罔上，阿諛奉承。叔孫通卻回答：不說假話，還有命嗎？

於是，叔孫通投奔項梁，後來又跟了劉邦。

改換門庭的叔孫通也改頭換面。他毫不猶豫地脫下儒生的服裝，換成楚人的短衣。向劉邦推薦的人才，也盡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為非作歹之徒。總之，叔孫通在漢王劉邦軍中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儒家。

如此這般地熬到劉邦稱帝，叔孫通終於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漢高祖七年十月，叔孫通制定的朝儀在帝都長樂宮試行。原先不懂規矩的功臣元勛們，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現得誠惶誠恐，劉邦也才真正嘗到了當皇帝是什麽滋味（故事詳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劉邦重賞叔孫通。

叔孫通卻說：臣的學生一百多人追隨左右，都參與了朝儀的制定，願陛下讓他們也有用武之地。

劉邦又任命這些人為郎官。[9]

前面說過，劉邦是討厭儒生也討厭儒家的，然而叔孫通卻讓他改變了看法。漢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劉邦甚至以最高規格（太牢）祭祀了孔子。[10]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在此刻已經打下基礎。

那麽，叔孫通為什麽會成功？

因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時代變了，儒學也得與時俱進。過去為邦國服務，現在為帝國服務。邦國的君主都是貴族，此刻的元首卻是平民。貴族是熟悉禮儀的。讓平民皇帝劉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學，卻並不容易。

所以，他必須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這兩條叔孫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來打天下完全不行，用來治天下卻長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權後，君臣父子之類的觀念和制度不會沒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過，必須投其所好，靈活變通。

所以，當劉邦南征北戰時，叔孫通絕不溫文爾雅。同樣，劉邦問他朝儀難不難，他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後來排練，劉邦也認為不難。其實哪裏不難，不過刪繁就簡，做了調整而已。

結果是皆大歡喜。原來那些質疑叔孫通的，也都改變態度，稱他為“知當世之要務”的真聖人。

聖不聖，不好說。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孫弘也一樣。

與董仲舒同時被武帝看中的公孫弘，當過獄吏也做過豬倌，成為朝臣時已年過六十，堪稱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漢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對策，他提出的主張都很務實，卻引經據典用儒學做裝飾，漢武帝很受用。

公孫弘還有一招：遇到難辦的事，總讓直腸子汲黯先開口，自己跟進。如果汲黯在武帝那裏碰了釘子，公孫弘就馬上改口。次數多了，汲黯忍無可忍，在漢武帝面前當廷揭發公孫弘的背信棄義，斥責他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