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獨尊儒術 仕途即前途

的確，董仲舒和公孫弘，是西漢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論家，他回答了“為什麽要獨尊儒術”；公孫弘是行動派，他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

怎樣才能呢？

壟斷仕途。

這當然是抓住了根本。我們知道，帝國與邦國有一個重要區別：邦國是貴族政治，帝國是官僚政治。帝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組織，都由官員代理皇權。如果這些官員都是儒生，儒學的獨尊地位就不可動搖。

然而壟斷仕途並不容易，因為高祖的權力機關原本是軍政府。所謂“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維護軍人的政權。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豈能拱手相讓於儒生？

問題是，軍人政治即貴族政治。如果帝國的官員永遠都是勛貴們的子弟，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遲早的事，只不過得慢慢來。

公孫弘的辦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為平津侯的丞相公孫弘，上書請為博士設弟子。博士是秦漢帝國的學術官僚和技術官僚，任務是為皇帝充當顧問。他們雖無決策權和行政權，卻常常列席禦前會議，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此時，研究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罷黜，皇帝的顧問團只剩下五經博士。五經就是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其實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經費，為儒家培養接班人。

公孫弘老謀深算。

五經博士是皇帝的顧問，也是太學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他們入學後，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的可以做官，成績一般的可以為吏，不及格的退學。

這樣一來，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就不但成為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成為帝國官員的培養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進入權力機關，走上領導崗位，幹部隊伍的結構為之一變，氣質也變得文質彬彬。[12]

軍人政府，開始轉變為士人政府。

變化讓最高統治者感到滿意，博士弟子的名額也開始逐漸增加：武帝時五十，昭帝時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時千人，成帝時竟多達三千。

不難想象，每年上千儒生進入各級政府，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至少，獨尊儒術已不再是空談。

與此同時，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也達成交易。

知識階層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級貴族，在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平民，在戰國和楚漢之際則是不安定因素。因為士的特點，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藝，無產業。他們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沒有皮，就動亂。

西漢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下一統後，大批依附於各路諸侯的士人下崗待業，流落民間，不知所從。如不妥善安置，豈非又要冒出範增、陳平和蒯通來？

這當然很糟糕。

實際上，武帝登基後，首先要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士，就因為此類人物在當時為數不少，盡管他們的目的不是亂國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現在好了。漢武帝和公孫弘告訴士人：帝國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則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讀經，就能拜相封侯，榮華富貴，耀祖光宗。

顯然，這是一種收買。

不過，帝國只收買儒生，卻堪稱高明。因為儒家是主張忠君愛國的。事實上，此後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參加造反。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黃巾、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因此，盡管兩千多年以來，王朝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同樣，儒家雖不能絕對壟斷仕途，卻成功地將其他學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連後來興起的玄學和佛學，也很難挑戰其老大地位。

這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

是啊，儒家奉獻知識忠誠，帝國開放官位俸祿；儒家謀取了生存空間，帝國得到了國家棟梁；儒家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帝國則把它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

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

但，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

的確，盡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然而在事實上，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

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翻臉不認人，知識階層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於這一次的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裏，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因此，這是另一種“焚坑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