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開元新政 宋璟當國（第2/2頁）

其他委員為特任宰相，頭銜叫“同中書門下三品”，因為中書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員。後來，又增加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相當於列席委員或候補委員。

顯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職，中書令、侍中或六部尚書才是本職。所以，他們都是上午在政事堂開會，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務和部務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職，人數就不固定。最多時十幾人，最少時一兩個。人數少，是因為從睿宗時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當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參加國務會議；而中書和門下兩省的長官，又往往職位空缺，無人擔任。

委員制，開始向領袖制轉變。

姚崇和宋璟的時代，情況就更特別，中書門下兩省的長官總有一個職位空缺。姚崇任中書令，就沒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沒有中書令。結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為不成文的慣例。

沒錯，是慣例，不是規矩，更不是制度。

優點和缺點也都在這裏了。優點是：中書和門下兩省變成了一個協調的組織，行政效率明顯提高。而且由於有了實質上的首相，它也是一個可以問責的政府。否則，姚崇當年怎麽敢大包大攬地說，我簽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負責？

缺點則是權力失去了制衡。實際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設計初衷，就是要將決策、審批和執行權分散到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以便互相監督。現在，中書門下連為一體，尚書省出局，制衡豈非變成失衡，分權豈非變成集權？

當然。這是趨勢，也是玄宗與姚崇和宋璟的共識。事實證明，集權會有成效，同時也有弊病。因為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誰來掌權就成了關鍵。結果，君明臣賢則治，開元盛世是證明。君昏臣奸則敗，安史之亂是證明。

宋璟似乎意識到了這一危險。他的補救辦法，是權力集中與政務公開並行。實際上，政務公開在太宗時代就已經制度化。當時宰相入宮奏事，旁邊一定要有諫官和史官；禦史彈劾官員，也一定要戴法冠著法袍，當眾宣讀起訴書。這樣一來，一切都是公開透明的，誰也搞不了鬼。

武則天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務政治和暗箱操作。於是宋璟主張撥亂反正，玄宗也批準了他的建議。開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詔：從今往後除非事關國家核心機密，一切政務公開，並記錄在案。[26]

走到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來。

難怪後來有人這樣評論：姚崇以其通達完成了歷史的轉變，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國的根本。正是由於他們兩人殊途同歸的接力賽，開元盛世才得以初見端倪。[27]

[16]見兩《唐書》之盧懷慎傳，《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三年正月條。

[17]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三年正月條。

[18]見兩《唐書》之姚崇傳，《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三年五月條。

[19]見《貞觀政要》卷八，《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貞觀二年六月條。

[20]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即認為，唐太宗的許多公開舉止都帶有表演性質，吃蝗蟲即其一例。

[21]見兩《唐書》之姚崇傳，《新唐書·齊澣傳》，《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四年十二月條。

[22]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四年十二月條。

[23]以上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七長安四年十二月條，同時參看兩《唐書》之宋璟傳。

[24]詳見《新唐書·宋璟傳》。

[25]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四年十二月條，同時參看《新唐書》姚崇與宋璟傳之史臣贊。

[26]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一開元五年九月條。

[27]請參看《新唐書》姚崇與宋璟傳之史臣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