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開元新政 宇文融理財

開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職務，跟姚崇一樣以“開府儀同三司”的榮銜成為國策顧問。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時間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實際上只有三年。[28]

以此為標志，短暫而難忘的賢臣時代宣告結束。

這是一個君臣共治的時代。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進行磨合和探索，試圖在強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輔臣之間建立一種健康的關系。因此，這也是一個克制的時代。玄宗謹慎而明智地運用著皇權；宰相勤勞國事，同時防止國家進行勞民傷財和野心勃勃的冒險行動，有如帝國的定海神針。[29]

難怪姚崇和宋璟雖為名相，執政期間卻並沒有多少驚天動地的作為。因為他們的治國方略和時代特征就是這樣十六個字：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30]

宋璟卻還是下台了。

導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財政。也許是為了保證社會的安定和政權的穩固，宋璟對罪犯們沒完沒了的申訴極為反感和厭惡，竟將積壓案件全部交給監察部門處理，並且交代政策：認罪服法的寬大處理，繼續上訴的統統關起來。

結果民怨沸騰，就連藝人也看不下去。當時天旱，一個優伶在表演節目時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問：你這家夥怎麽跑出來了？

扮作旱魔的藝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問：此話怎講？

藝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關押，旱魔能不出來？

玄宗很以為然。[31]

不過，直接讓宋璟倒台的是貨幣問題。我們知道，中華帝國是沒有銀行的，貨幣在理論上只能由官方發行。然而由於商業的發達，官鑄的銅錢根本不夠使用。而且隨著貨幣需求量的迅速增長，它們的質量也變得低劣，還不如民間私鑄的銅錢。政府也只好允許私錢流通，以免貿易呆滯。

宋璟和他的搭档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奏請恢復私鑄銅錢判處死刑的禁令，並派專使前往私鑄最為盛行的地區治理整頓。結果，專使的雷厲風行導致了物價的大幅度波動，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輿論嘩然。

兩位宰相只好為他們災難性的失敗埋單。[32]

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短板卻暴露出來，那就是帝國的多數官員都不善理財，而且沒有興趣。實際上，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並建立起文官制度，話語權就掌握在儒生手裏。在他們的評價體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謂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財又最為他們鄙視，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倆和行徑。不被罵作卑劣，已是萬幸。

可惜帝國不能只靠道德文章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要用錢，王公貴族的窮奢極欲要用錢，雄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更要用錢。錢，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沒人理財，皇帝靠什麽過日子，官員靠什麽領工資，天下靠什麽致太平？

於是，漢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場剛好一年後浮出水面的，當時官職不過正八品上的監察禦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戶口。這並非沒有道理。由於種種原因，一些農民離鄉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為逃戶，有的流離失所成為流民。前者造成國家財政流失，後者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的角度，將他們重新納入戶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準了宇文融的方案，並任命他作為特使專門處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負厚望。經過不斷努力和調整政策（比如允許主動申報的逃戶免稅六年），這項工作大獲成功。三年半以後，八十多萬農戶和相應的田畝被登記在冊，相當於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對此十分滿意，宇文融則被任命為監察部的副部長，後來又兼任財政部副部長。[33]

然而反對的聲音也不絕於耳。

反對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原因。實際上，移民他鄉的農戶之前得以逃稅，是因為依附於當地土豪。這些土豪往往是帝國的官員或他們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動就損害了暴發戶的利益，何況那些地產商還有著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則在宇文融和他的團隊享有特權。由於是皇帝的特派員，他們在帝國的官僚體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個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特殊群體。宇文融也毫不客氣地以欽差大臣自居，每到一處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聖旨，給予種種優惠政策，心滿意足地聽他們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於是，當宇文融和他的團隊巡視天下時，他們就變成了流動的中央政府。各級地方官員畏懼其特權，大小政務都要先報告宇文融，再報告中書省。就連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宇文融點頭核準，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