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開元新政 宇文融理財（第2/2頁）

這就完全打亂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對帝國的官僚集團構成了威脅，以至於他們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從理論上講，這也是在捍衛國家制度和人格尊嚴。畢竟，中央集權的帝國不該政出多門，州縣長官也不該聽命於特使。

反對派的領袖是張說。

張說是在宇文融擔任特使之後半年重歸相位的，起先擔任的職務也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年半以後成為首相，任中書令。他的卷土重來一般被認為標志著玄宗執政理念和基本國策的調整，因為張說是姚崇的死對頭。

姚崇不喜歡張說是有原因的。作為武則天的重臣，他跟狄仁傑一樣主張務實，討厭舞文弄墨和誇誇其談。何況張說還難免口是心非之嫌，舊史就認為當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張說未必不會作偽證。據說，張說甚至還想私下裏修改有關歷史記載，只不過遭到了史官的拒絕。[35]

玄宗看中的，卻恰恰是張說的文才，甚至稱他為“當朝師表，一代詞宗”。用這樣一個適合擔任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主任或者作協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說明皇帝開始由求真務實變為好大喜功。沒錯，制定禮儀需要當朝師表，粉飾太平需要一代詞宗，張說自有張說的作用。[36]

何況張說也並非只務虛不務實，裁軍二十萬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筆。當時，玄宗不敢相信可以減少兵員，張說卻回答說：臣久在疆場，熟悉邊務，很清楚將帥們的擴軍不是為了備戰，而是為了自肥。更何況，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陛下如不放心，臣願以全族性命擔保。

結果，邊防軍由六十萬變成四十萬，裁減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動作，則是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

這可並不僅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為更名之後用印也要變。原來用政事堂之印，現在用中書門下之印。政事堂是會議，加印之後的文件只能算會議紀要；中書門下卻是機構，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樣嗎？不一樣吧！

其他方面當然也都發生了變化。以前，宰相們不過坐而論道，開會的地點也先在門下省，後在中書省。現在則不但有了正規的官署，還有了五個下屬辦事機構。借用現代政治術語，就是國務會議變成了國務院。與之相適應，原來的集體負責制也會變成個人負責制，甚至首相的獨斷專行。[38]

後來一位宰相能獨專朝政十幾年，原因之一在此。

當然，這並不該張說負責，因為集權化正是姚崇時代就已經開始的趨勢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張說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強宰相權力，便容不得別人節外生枝。何況作為科舉官僚和文壇領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這樣靠世襲特權進入官場的北周皇室後裔，以及其他那些沒有學問和文采的務實派官員。總之，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只看誰勝誰負了。

[28]宋璟於開元四年（716）閏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開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罷相，擔任宰相共三年一個月。

[29]請參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30]引文見柳芳《食貨論》。

[31]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八年正月條。

[32]以上據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同時參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八年正月條。

[33]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十二年八月條，同時參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34]以上見兩《唐書》之宇文融傳，《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十二年八月條，同時參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

[35]張說由於宋璟的告誡而在出庭作證時說實話，見兩《唐書》之宋璟傳；要求修改《則天實錄》歷史記載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九年十二月條。

[36]這一觀點引自許道勛、趙克堯《唐玄宗傳》，唐玄宗對張說的評語見《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張說兼中書令制》。

[37]見兩《唐書》之張說傳，《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十年八月條。

[38]從政事堂到中書門下的變化，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二開元十一年是歲條及胡三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