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走向沉淪 朝臣內訌

藩鎮割據的同時，朝臣們在窩裏鬥。

鬥爭是激烈的。從憲宗到宣宗的半個世紀中，除少數潔身自好或人微言輕者外，朝臣涇渭般地分為兩大派系（當時的說法叫朋黨），各自拉幫結夥，彼此互不相讓。如果牽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禦前會議上臉紅脖子粗。

比如開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會議討論的，是一位被貶官員的工作安排。這時的皇帝是文宗。由於反抗宦官亂政失敗，他實際上已成為模範監獄中的體面囚徒，因此一開始就按照某派系與宦官達成的共識提出：某某貶到外地好幾年了，給個官位吧！[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鄭覃（讀如談）立即亮出紅牌：陛下可憐他，就讓他移動幾百裏。如果要提拔，臣申請讓位！

鄭覃的同夥也說：那家夥專搞派系，是小人。

對立面則說：做事要公道，不能講個人好惡！

文宗也說：給個刺史還是可以的。

鄭覃卻說：頂多讓他做洪州司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離長安三千裏，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的司馬。衡州司馬調任洪州司馬，只不過從中州調到了大州，保他的人當然不幹。於是兩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鍋粥，互相攻擊，不可開交。

退朝後，文宗問身邊人：宰相這樣，像話嗎？

身邊人說：是不像話，但鄭覃他們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沒有再說什麽，也無話可說。他早已領教了兩派的勢同水火和意氣用事，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消滅朝中派系，比消滅河北叛賊還難。[20]

朝臣們卻不承認這一點。

有一次，憲宗皇帝問：派系鬥爭這麽嚴重，為什麽？

宰相李絳回答說：因為歷朝歷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鬥爭。因此，小人要攻擊君子，就說他們搞派系。派系這東西，說起來可惡，查起來沒影，最方便用來整人。何況君子和君子，本來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難道一定要讓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沒有派系嗎？[21]

結論是：沒有派系鬥爭，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說，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黨。[22]

這話聽起來似乎在理，實際操作卻很困難。至少，我們無法分辨當時的兩派，究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甚至不能通過對無辜者的同情心來進行判斷。因為在唐文宗感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後不久，兩派的領軍人物都被打壓排擠出京，而且一貶再貶，罪名則都是莫須有。[23]

同樣，我們也很難指控那些實施排擠誣陷的人，因為他們以反對宦官亂政為己任，而且為此獻出了生命。何況如果這幾個是小人，豈非證明受打壓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為什麽要弄得勢不兩立，你死我活？講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論，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為兩派卻是事實。比如李絳，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對頭。吉甫主張什麽，他就反對什麽。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跟李宗閔、牛僧孺又是死對頭。前面所說鄭覃要打壓的那個被貶官員，就是李宗閔。所以，中晚唐的派系鬥爭，便又叫“二李黨爭”或“牛李黨爭”。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為唐穆宗意外發現他是拒絕賄賂的清官。後者則在得勢之後，不顧唐武宗的意願，頂著宦官仇士良的壓力，竭盡全力為自己的政治對手請命，終於在刀下救回了兩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麽，兩派窩裏鬥，又是為什麽呢？

與藩鎮有關，與出身也有關。李德裕和鄭覃代表著北朝以來延續數百年的關東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閔一派則多半是進士出身的科舉官員。在對待藩鎮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問題上，前者持強硬態度，後者主張和平解決。[27]

換句話說，世族系是鷹派，科舉系是鴿派。

政見加門戶，當然針鋒相對。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廢了進士科的考試，只留下明經科。鄭覃就對文宗說：官員有能力就行，何必還要才藝？陳後主和隋煬帝倒是文采斐然，結果國破家亡。進士也一樣，輕浮淺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說：也不能一概而論吧？輕薄的人未必都是進士出身，科舉官員中也有敦厚的。再說了，進士科的設立已經二百年，總不能說廢就廢。

鄭覃說：那也不能太擡舉。[28]

呵呵！態度如此強硬，底氣從何而來？

宦官。

沒有證據表明，鄭覃與宦官有什麽勾連。但朝臣的派系與宦官的幫派，則大約確有瓜葛。主戰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憲宗朝得勢，就不僅因為憲宗皇帝要遏制藩鎮，也因為宦官頭子吐突承璀（讀如崔）是鷹派。相反，當憲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於非命，皇帝和宦官頭子都換了人時，用兵就變成了裁軍，掌權的也變成科舉系的李宗閔和牛僧孺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