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走向沉淪 朝臣內訌（第2/3頁）

此後的發展同樣令人沮喪。殺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殺掉，把持內廷的是專橫跋扈的仇士良。結果，李宗閔和牛僧孺都被貶到千裏之外，李德裕則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

兩派勢力的消長，幾乎與宦官頭子的更換同步。

但，要說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過傀儡和演員，則未免言過其實。要知道，勢焰熏天如仇士良，後來也遭到李德裕抵制，並因為感到恐懼而申請退休。[30]

進行道德批判就更沒有必要。事實上， 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得承認宦官是長安政界的組成部分。一個順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結論是：官員如果不跟宦官進行廣泛的接觸，達成某種幕後的和解默契，就將一事無成。[31]

何況皇帝也並非無所作為。宣宗聽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職，而且一貶再貶。最後，由於制造冤案的醜聞東窗事發，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瓊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級別從八品下。[32]

這可真是一跟頭栽到底。

想當時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憤滿腔。據說，在他常常登臨的望闕亭上留下了這樣一首詩：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33]

的確，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長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獨地走來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禪院，看見內壁掛著十幾個葫蘆。於是他問：方丈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可以救救弟子麽？

方丈一聲長嘆：哪裏是什麽藥，是骨灰。這些人，都是太尉您當年為了泄私憤，貶死在這裏的。

李德裕聞言，悵然若失，心痛如絞。

當晚，他與世長辭。[34]

此後沒過多久，由於內廷的宦官不再發生沖突，也不再與外朝的大臣分別勾連，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後自行解體煙消雲散。只不過，那時離亡國已經不算太遠。

如此看來，鬧得沸沸揚揚，前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派系鬥爭，其實無聊透頂。原本應該成為帝國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階級，除了充當宦官的應聲蟲和附屬品，便只能在結黨營私和鉤心鬥角中發揮聰明才智，結果不但扼殺人才，而且消耗國力。因此，當內訌終於結束時，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內部力量已經蕩然無存。虛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沒有力氣為自己挖一個墳墓，只能依靠外來力量合上棺蓋。[35]

[18]模範監獄罪囚，是陳寅恪先生的比喻，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19]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開成三年正月條。

[20]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1]見《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條，參看《新唐書·李絳傳》。

[22]宰相裴度就對憲宗說過這樣的話，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條。司馬光更是大發議論，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條。

[23]受排擠的兩派領軍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閔，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條、六月條、七月條。

[24]排擠李德裕、李宗閔的，是在“甘露之變”中受難的李訓和鄭注，《新唐書》李訓、鄭注的合傳史臣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條的評論，都認為李訓、鄭注是小人。陳寅恪先生則認為李訓實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為宦官附屬品的兩派士大夫來，固有不同矣。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

[25]黨爭是當時的說法，現在看來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實際上黨爭的“黨”不是政黨（parties），而是朋黨，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氣相投的幫派和團夥，稱為派系（factions）更加準確。他們的鬥爭在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經開始，因此本書不采用“牛李黨爭”或“二李黨爭”的傳統說法。

[26]唐穆宗長慶三年正月，某貪腐案東窗事發。皇帝親自調閱案卷，發現該官員的私人賬本上有記錄：某年某月某日，送戶部侍郎牛僧孺錢千萬，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過望說：我沒有看錯人。於是任命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見兩《唐書》之牛僧孺傳，《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三長慶三年正月條、三月條。李德裕救人一事，見《新唐書·李德裕傳》、《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六會昌元年三月條。

[27]對此，傅樂成先生《中國通史》有簡單明了的概述，請參看。

[28]見兩《唐書》之鄭覃傳。

[29]李宗閔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權時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絳處處與李吉甫作對，據說也因為他看不起李吉甫與吐突承璀內外勾結，朋比為奸（見兩《唐書》之李絳傳）。但舊史的這種道德立場其實靠不住。王仲犖先生即認為，當時有人吹捧李絳，往往言過其實。司馬光編《資治通鑒》也有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見得李絳一定很對，李吉甫一定是錯。請參看王仲犖《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