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千古風流（第2/3頁）

第一是自身區別。畢竟這是兩個不同的人，他們自身是有區別的，就政治上而言，一個重要的區別是曹操稱了公，稱了王，諸葛亮沒有，曹操的稱公、稱王就為後來曹丕的篡漢或者代漢打下了基礎，因此不管曹丕的稱帝是不是曹操的願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幹凈的這樣的一個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當皇帝，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四個字：聽天由命。就是他既沒有說一定要曹丕當皇帝，也沒有說曹丕一定不能當皇帝，他說的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們曹家，兒子你就當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們曹家，你就不要當。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條最高權力得攥在咱曹家手裏，我們必須大權獨攬，權力一點不放，名分可以馬虎一點，但是盡管如此，曹丕還是當了皇帝，曹丕當了皇帝這個篡漢的罪名只好曹操來背，他洗刷不幹凈，而諸葛亮絕無此嫌疑。那麽後代的這些人還是正統思想很重的，他在這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曹操奸詐，諸葛亮坦誠。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你看諸葛亮搞過陰謀詭計嗎？沒有吧，他都堂堂正正地在做事，而正因為他堂堂正正做事，他累啊，所以他特別累。曹操還有很多時間去玩兒，我們看不出諸葛亮有時間去玩兒，太正派了。那麽這也讓後世的人要把這兩個人分開了。但是我這裏要交待一下曹操的奸詐後來也是被誇張了的，奸詐是有的，殘酷也是有的，沒有後人說得那麽重，這個有很多歷史學家已經做了清理了，有興趣你們去讀歷史學家的書。第三點區別呢，就是曹操和諸葛亮都是真實的人。但如果要做一個區分的話，曹操更多的是真，諸葛亮更多的是實。曹操他敢說真話，而諸葛亮做事是很謹慎的，諸葛一生為謹慎，唯一一次被認為不謹慎就是十命可受，所以被人懷疑。而曹操不管，“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種話犯大忌諱的，得罪很多人的，別人一般人不敢說的，他就敢說，我們去讀曹操的《述志令》你會發現這個人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很敢講真話的人，我這個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聲也不好，所以一開始野心也不大，就想做一個好的什麽郡守啊、縣令之類的，讓大家覺得我這個人不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來，我現在想做齊桓公、晉文公，他就這麽實實在在地說，他真。諸葛亮實，腳踏實地地做事，實實在在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歡實的，中國文化當中有一種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所以我們會更喜歡諸葛亮這樣腳踏實地的人，而不喜歡曹操那樣說一些犯忌諱話的人，自身區別的第四點呢，是曹操復雜，諸葛亮純粹。諸葛亮是一個很純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地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一心一意地輔佐劉備，一心一意地治理好蜀國，全身心都撲在工作上，這樣的一種人品是我們民族喜歡的，我們講要做一個好人的時候，有一條就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諸葛亮當然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我們不太喜歡象曹操這樣復雜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講過，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復雜的一個人，田余慶先生總結了四句話，說曹操是什麽人呢？叱咤風雲的英雄，反抗傳統的叛逆，文采風流的才士，權詐忌刻的奸臣。權詐忌刻這就是奸，叱咤風雲這就是雄，加起來就是奸雄，反抗傳統，文采風流，再加上我前面說的喜歡說真話，率性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這叫可愛，合起來就是可愛的奸雄。這話很多人聽不懂啊，奸雄怎麽能可愛？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歷史上有很多看起來矛盾的這些詞，比方說儒將，儒雅就不會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麽會儒雅的？怎麽可能有儒將呢？還比如說義盜，做賊那不是義，怎麽會是有義盜呢？大家想想有沒有義盜，有沒有儒將，如果有義盜，有儒將，怎麽就不可能有可愛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個可愛的奸雄。諸葛亮則是一個備受推崇，其實卻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獨的人，這是他們自身的區別，也是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歷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畫外音：曹操和諸葛亮雖然有著自身的區別，但在易中天先生看來他們都展示了真實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應該肯定。比如說曹操的真和諸葛亮的實就完全可以並存，但是在民間形象中這兩個人為什麽會有天壤之別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由於這兩個人的歷史形象本身就存在著差別，到了後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別被放大了。比方說曹操講：寧我負人，毋人負人。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裏就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對象的，寧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麽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麽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麽呢？塑造典型。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麽呢？叫標本，標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標準，標準的本嘛，標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標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標本，叫科學典型。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嗇，就吝嗇到什麽呢？吝嗇到偷自己家裏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麽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眾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歷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並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塗帳，然後你再來討論問題就沒辦法討論。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麽別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別那麽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什麽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確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依照他的能力、地位、聲望完全可以做第二個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個公，稱個王，最後把那個雖然不弱智，但是肯定鬥不過他的劉禪趕下去，完全可以這樣做，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這叫做千載難逢的一個忠臣的楷模啊，上哪兒找這麽忠誠的人去？而且是一個亂世啊，你想，亂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誰都可以撈一把的，太難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書特書了。所以統治階級看中了這一點，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我們中國人啊或者說我們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有三個夢：第一個夢叫作明君夢，就是希望有個好皇帝，真命天子出來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就是第二個夢叫做清官夢，皇帝糊塗一點，我頭頂上的父母官是個清官，我日子也還好過，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他還有第三個夢俠客夢，這個時候我就希望有一個俠客出來，半夜三更取那貪官首級，為我們報仇雪恨，為我們平反冤案，如果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俠小說了，這就是中國人為什麽那麽喜歡武俠小說的原因。好了，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這清官夢大家又選中了諸葛亮，因為諸葛亮確實廉潔奉公啊，而且執法公平啊，正因為他廉潔奉公、執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後，蜀國的老百姓都主動來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啊，寄托了我們人民群眾這樣一個社會理想啊，這是人民群眾需要一位清官。第三個文人、士大夫需要一個代表。“士”這個階層非常特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是最低一等的貴族，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們的特點是什麽呢？是基本上沒有不動產，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藝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給別人做保鏢或者刺客，文士可以去給別人做謀臣或者秘書，所以士這個階層的特點他是一個要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個別，極個別真正不願意參與的那叫隱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參與現實的社會政治。但是士這個階層他還有一個特點是什麽呢？他是獨立的，他沒有不動產，他是可以流動的，是所謂人才流動啊，他是可以流動的，因此他是什麽？他是毛，毛要附在一張皮上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一定要附在一張皮上，但是他又不肯附在一張皮上，因上附在一張皮上我就沒有自尊了，沒有尊嚴了，因此最好是什麽呢？最好是皮來找毛，跟毛說你來附在我身上，我說我不去，你來吧，我不去，你來吧，好吧我勉強去，三顧，為什麽後世那些人要把三顧誇成那個樣子？就是表達了他這樣一種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都象劉備一樣請我三回，對不起，歷史上就這一回，而且後世的皇帝不但不來請你，還告訴你，你想來依附嗎？先考試，科場考試你知道是個什麽樣子？進門的時候是要脫光了衣服搜身的，怕你帶個什麽作弊的東西啊，全部光著身子進去，三國時代還有一位士人是三請才出來，他太羨慕了，三股力量集中在一起就塑造出諸葛亮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了。因此他由人變成了神，那麽有人問曹操呢？曹操為什麽由人變成了鬼呢？道理也很簡單，典型需要，正面典型還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才能夠教育後代嘛，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當然去做反面典型了，活該你，誰要你闖在前面呢？誰要你自己有那麽多毛病呢？誰讓你被人抓住那麽多把柄呢？政治需要。哪個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學曹操，有那個皇帝喜歡？對不對？哪個做下級的也不喜歡自己的上司一不高興殺人？誰喜歡？至於文人、士大夫當然不會表揚曹操了，因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東漢末年叫做清流和濁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視他還來不及呢，政治需要，第三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