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社會演變

錢穆《國史新論》再論中國社會演變近人治學，慕效西方，每好分別以求。如治史，從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經濟史、社會史等，條分縷析，可至一二十種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貴於能合。中西雙方歷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會史，中西顯相異，進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強納之於一型。馬克思分西方社會為農奴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社會諸階層，此據西方史立論，其是否盡當且勿究，但國人治中國史，何時為農奴社會，何時為封建社會，爭辨紛紜，莫衷一是。惟中國社會，顯未走上西方道路，則已明白無疑。而國人遂群認中國至今仍是一封建社會，相當於西方之中古時期，一時若幾成定論。

余嘗謂中國古代有封建政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有不同。中國封建政治，遠自夏、商迄於周代，已有長時期之演進。其前亦如西方曾有農奴社會與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稱其時乃一封建社會，顯分貴族、平民兩階層。但平民決非農奴，此就西周一代種種文獻足可證。而在貴族、平民兩階層間，又有一中間階層，此即當時之所謂“士”。《管子》書起於戰國，其書中已明白提出士、農、工、商四階層。余故謂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下，當稱為“四民社會”。而自戰國以下，又遞有演進，仍可續加分別，以見與西方社會之進程有不同。

士之一階層，起於何時，暫不詳論。然如管仲、鮑叔牙在齊桓公時，其出身顯非貴族而當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後更層出不窮，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確立。後人又稱之曰儒。《說文》：“儒，術士之稱。”可見儒即士。術士猶雲藝士。禮、樂、射、禦、書、數為當時之六藝，能通一藝以上，即可上通貴族階層，以供任用，甚至可當國政，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傳》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茲不列舉。

儒之後有墨，墨亦士，其自稱則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競興，亦皆屬士。因於士階層之興起，而貴族階層漸趨沒落。我故名戰國時期曰“遊士社會”。至秦滅六國，封建政治終歇，繼起者為郡縣政治，而社會則仍為一遊士社會。就秦而言，擢用東方遊士，遠自商鞍、範睢、蔡澤，迄於呂不韋及其賓客，皆遊士。李斯為相，亦遊士。蒙恬為將，其先世由齊來，亦一遊士。博士官七十人皆遊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遊士。贏姓貴族不見有掌握政權者。其太子扶蘇，亦在蒙恬軍中。然則縱稱秦代為專制政治，而其決非貴族政治則可知。政治影響社會，社會亦影響政治。其時中國乃為一遊士社會，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論秦之統一天下，其主要動力，亦在六國之遊士，而不在秦之貴族。

漢高祖崛起，當時之從龍集團，實亦一士集團。能通一藝即為士，不分文武，蕭何、韓信皆士。張良、陳平更當稱為士。叔孫通、婁敬、陸賈、酈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顯屬士。漢高祖不明時變，乃欲恢復古代之封建，非劉氏不得王，非軍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貴族與軍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嘗不想劉氏一姓世世為王，以迄於萬世。就此一層言，漢高祖之政治意識，實較秦始皇帝為遜。惟高祖以平民為天子，與皇帝之以貴族傳統為天子者究不同。後人獨稱漢初為平民政府，其實如呂不韋、李斯、蒙恬之倫，皆平民躍起。故秦始皇帝時已非一貴族政府，漢高祖何得再創一貴族政府。其事之終不可久可知。

漢初分封，異姓王倏加誅滅。同姓諸王中遊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間王德，群王歸附，較中央政府為盛。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已平。武帝時，中央政府之規模體制，亦不得不變。最主要者，厥為將開國以來貴族軍人之混合政權，明白轉變為此下之士人政權。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孫弘為相，乃特封為平津侯。公孫弘乃東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賢良之薦入政府，非貴族，非軍人，以社會上一士的身份而為相。

武帝時又始建太學，太學生出身，高者為郎，低者為吏。郎為王宮侍衛，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員。為吏有成績，重得進身為郎。然後由郎再獲分發出任朝廷內外各官職。由於此一制度，自漢宣帝以下，凡為相者，乃無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內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漢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確然成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復封建政權之意想既失敗，而漢武以下，天下歸於一統，遊士亦匿跡。故余特稱漢武以下為“郎吏社會”。雖屬創說，明有史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