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第4/13頁）

東漢士風，又與西漢不同。王莽是太學生，漢光武還是一個太學生，這已使東漢學者在內心上發生了異常的影像。而且從西漢中晚以來，社會學風急速發展，到處結集數十乃至幾百學者麇聚在一大師門下從學，是極平常事。一個大師畢生擁有上千門徒的不算奇。學者在下層社會漸漸占有地位。有些偃蹇不仕，再不想入宦途。王莽末年的龔勝，光武初年的嚴光，更是後代中國知識分子另成一格的兩種典型人物。高尚不仕，是東漢士風一特色。

在漢武帝初興太學時，太學生員額只定五十名，後來逐漸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東漢末增到三萬人。太學本身成一個大社會，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個集團，自有一種勢力。來學的多半是中年人，他們並不志在急於畢業謀一出路，他們只以學校當徊翔之地，遨遊其間，有十年八年不離去的。太學裏的言談漸成舉國輿論向導，左右影響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動，招惹注目，風流標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風格上，也變成觀摩欣賞的集中點。

東漢學風，漸漸從宗教意識轉變到藝術趣味。每一個私人生活，當作一藝術品來觀摩，來欣賞。郭泰、徐稚、黃憲，舉世風靡，備受傾倒。東漢學者的基本情調，還是農村的，而絢染上大都市集團社交色彩。他們沒有西漢人那樣醇樸厚重，也不像戰國人那樣飛揚活躍，他們卻有春秋時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貴族式，或官僚式的，而東漢則成為平民式，書生式了。書生的潛勢力，已在社會植根甚深，他們內心有一種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覺。他們成為書生貴族，不像戰國時代平民學者之劍拔弩張，也不像西漢時代鄉村學者之卑躬折節，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蔑視政治權力，淡置一旁。那時是名勝於爵，政府的爵祿，敵不過社會的名望。君臣關系遠遜於朋友。他們的人生，成為一件藝術品，卻經不起風浪，耐不起戰鬥。政治急速腐敗黑暗，社會上還有清名高節，相形之下，激成大沖突。黨錮之獄，名士斲喪殆盡，而東漢也隨踵滅亡。

其實那種書生貴族，不僅在學者們意識形態下養成，也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平行向前。東漢末年，門第世家已露頭角。因世代書生而變成了世代官宦，經過大擾亂的磨練，書生都轉成了豪傑。於是三國時代又成一種特殊風格。三國儼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從書生在大亂中躍登政治舞台，他們雖身踞國君、承相、元帥、外交大使之高職，依然儒雅風流，不脫書生面目。諸葛亮、司馬懿在五丈原，及陸遜、羊祜的荊、襄對壘，成為歷史佳話。以前只有春秋時代有此高風雅趣。整個三國人物，都不脫書生氣，同時也不脫豪傑氣。東漢傳統的名士氣，像孔融、管寧，那是名士之兩型，為時勢壓迫，掩抑不彰。西晉局勢漸定，名士傳統擡頭復起。此下東晉南朝，偏安江東，沿襲東漢名士一派。五胡北朝，陷落在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則上越三國而遠接西漢。在醇樸中帶豪傑氣，但雙方同在大門第背景下，而與兩漢、三國異致。

三

門第逼窄了人的胸襟。一面使其脫離社會，覺得自己在社會上占了特殊地位。一面又使其看輕政府，覺得國不如家之重要。此種風氣在東晉南朝尤為顯著。北朝則處境艱困，為求保全門第，一面不得不接近下層民眾擴大力量，一面不得不在政治上努力奮鬥，爭取安全。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在艱危感中帶有掙紮進取性。然而雙方同為有門第勢力之依憑，而在大動亂中，得以維護歷史傳統人文遺產，作成一種守先待後之強固壁壘。中國文化因南方門第之播遷，而開辟了長江以南的一片新園地。又因北方門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舊生命。這是門第勢力在歷史大激蕩中，作中流低柱，所不可磨滅之功績。

遠在戰國時代，中國學者對人文理想，已顯然劃出兩大分野。儒、墨比較更富上傾性，而道家莊周、老聃之一脈則轉向下傾。他們想像中的歸真返樸，挽回結集城市的知識分子重歸農村，挽回歷史潮流重返淳古。這一意向，在西漢農村學者的潛在意識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漢學者表面是儒家化，內心底層卻有道家味。此種轉換，越後越顯著，東漢更是一轉折點。東漢士大夫的風義節操，無寧是偏向個人主義，較重於偏向社會大群。

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於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一倫的名分，而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諸葛亮肯為劉先主鞠躬盡瘁，固可說有漢賊不兩立的政治觀點，但更主要的，是為三顧草廬一段朋友間的肝膽真誠所激動。否則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是道家態度，不是儒家精神。可見三國時代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然沿接兩漢舊軌道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