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關於中國與西方，由於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歷史進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體制，雙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異點。主要者，如宗教一項。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基督教即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為西方社會一指導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紀，基督教信仰，雖漸趨微，但仍有其一份潛勢力存在。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並未產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遠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興起，刷新加強封建制度。在那時，中國已形成一統一局面，但只可稱為封建的統一，與秦漢以下之郡縣統一有所不同。其時有周公制禮作樂，用為西周王朝指導統治封建諸侯之最高規範。下到春秋時代，先則王室衰微，繼之則齊、晉霸業亦復不振，禮崩樂壞，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終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賢君卿大夫，接跡而興，那時的貴族階級，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禮樂熏陶，表現出一種極深的文化修養。換言之，乃是有一種教育力量在指導政治，只一讀《春秋左氏傳》，即可詳知。

在當時，社會上已逐漸有一種士階層興起。此一士階層，在上不成為貴族，在下有異於平民，乃由貴族中之疏親遠裔，以及平民間之俊秀子弟，學習了當時貴族階層所奉行的種種禮樂，而進身到當時的封建政體下服務。所以士之興起，在當時，乃是社會一種新行業與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階層中崛起，惟孔子主張以道義士來替代職業士。為士者，不僅為謀求職業，更貴在職業上盡其行道守義之更高精神。孔子乃遠承周公以學術領導政治之理想，來扶植起新興的士階層。墨家繼孔子儒家而起，此後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新興的士階層，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貴族，而成為此下中國社會一領導的新中心。

在戰國時代人所完成之《管子》書中，已明白提出了士、農、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時代之平民，由封建貴族以井田制度授地為農。但到戰國時代，自由工商業興起，封建貴族掌握土地與經濟實權之舊社會，已徹底改變。而更重大的改變，則為新起了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他們向上可以領導政府，向下可以領導民眾。在《論語》書中，孔子已把為士者之應有理想應有抱負，以及其應有修養與應有品德，一一具體指示出來。因其出而在上，後世連稱之曰“士大夫”。因其處而在下，後世連稱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業與教育事業綰合為一，他們都不以私人經濟為急務。孟子稱士為勞心者，農工商為勞力者。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此一分別，乃成為中國社會一傳統形態，直經二千年未變。

秦滅六國，天下復歸一統，但那時的政府體制，已遠非古代貴族政府可比。如為相者，前有呂不韋，乃趙國人。後有李斯，乃楚國人。為將者有蒙恬，其祖父驁，為齊國人。自驁至恬，已三世為秦將。當時東方列國遊士，在秦政府中服務者，尚不計其數。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來領導政治的一項理想，至是已確切完成。

故在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即不能稱之曰貴族政府，亦不能稱之曰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為特立一名稱，則應稱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確立，則在漢武帝以後。在漢武帝時，已確立了幾項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試制度，一是選舉制度。每一士人，皆須經過此三項制度之提拔與升遷，自社會下層而進達於政府之最高層。皇帝雖是政府中之最高領袖，但亦得遵循此幾項制度，而行使其職權。此下兩千年來，此三項制度雖遞有改變，但大體上，絕大多數政府人員，必經此三項制度之審核與通過，則並無有變。

西漢時代，經長期之統一，國內安定。而其時幅員之廣，已與後代中國相埒。自由工商業，自戰國以來，已積有基礎，乘時躍起，大可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之趨勢。但漢政府嚴密管制，創為鹽鐵政策，及其他種種措施，使凡屬有關民間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費品，不致操在專為私人營利的工商界手裏。此種用意，亦永為後代取法。因此使中國社會，雖在長期安定繁榮中，自由工商業對於國內國外皆不斷有進步，而永不致有資本主義之發生。

又其時，中國已制定了全國國民的義務兵役制。土地之廣大，人口之眾多，其戰鬥力超出其四鄰甚遠。但當時政府，制定國策，只重在保境安民，對外縱獲勝利，皆能適可而止，絕不走上開疆拓土，侵略兼並的帝國主義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