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知識分子

我在前提到中國知識分子，此乃中國歷史一條有力的動脈，該特別加以敘說。

中國知識分子，並非自古迄今，一成不變。但有一共同特點，厥為其始終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並不向自然科學深入。其知識對象集中在現實人生政治、社會、教育、文藝諸方面。其長處在精光凝聚，短處則若無橫溢四射之趣。

姑置邃古以來，從春秋說起。其時文化已開，列國卿大夫如魯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孫穆子，齊之管仲、晏嬰，衛之蘧伯玉、史鰍，宋之公子魚、子罕、向戍，晉之趙衰、叔向、韓宣子，楚之孫叔敖、令尹子文、鄭子產、吳季劄，秦之百裏奚、由余，其人雖都是當時的貴族，但已成為將來中國典型學者之原始模樣。他們的知識對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擺脫傳統宗教氣，而轉重人文精神，以歷史性世界性，在當時為國際性社會性為出發點。專在人生本位上講求普遍的道德倫理規範，而推演到政治設施，決不純粹以當時貴族階級自身之狹隘觀念自限。但他們亦決不撇開人事，一往地向廣大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們既無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學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則已漸漸到達一融通開明之境界。此後戰國平民學者興起，貴族階級突然陵替，其間並無貴族平民兩階級間之劇烈鬥爭，而列國封建經兩三百年的過渡，即造成秦漢大一統。此等歷史業績，推溯根源，春秋時代貴族學者之氣度心胸，與其學識修養之造詣，亦與有大功。不是戰國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戰國。

戰國學者多從平民階級崛起，但當時距春秋不遠，他們在生活上、意識上，幾乎都沾染有濃厚的貴族氣。他們的學術路向，依然沿襲春秋，以歷史性、世界性、社會性的人文精神為出發，同時都對政治活動抱絕大興趣。在上的貴族階級，也多為他們開路，肯盡力吸引他們上進。他們亦幾乎多以參入政治界，為發展其對人生社會之理想與抱負之當然途徑。而講學著書，乃成為其在政治上不獲施展後之次一工作。孔子專意講學著書，乃屬晚年事。墨子亦畢生在列國間奔跑，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是忙於希求參加政治活動。孔、墨以下，此風益甚。總之，他們的精神興趣，離不了政治。

即如莊周、老聃，最稱隱淪人物，但他們著書講學，亦對政治抱甚大注意。即算是在消極性地抨擊政治，亦證明他們拋不掉政治意念。此亦在中國歷史傳統人文精神之陶冶下所應有。我們姑稱此種意態為上傾性，因其偏向政治，而非下傾性，因其不刻意從社會下層努力。在當時，列國交通，已形成一世界型的文化氛圍。如陳仲子之類，即使埋頭在小區域裏，終身不顧問政事，但風氣所趨，大家注意他，依然使他脫不掉政治性。政治的大門已敞開，躍登政治舞台，即可對整個世界即全中國全人類作文化上之大貢獻，哪得不使這一批專重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躍躍欲試？

他們的生活與意氣亦甚豪放。孟子在當時，最號稱不得意，但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所見如梁惠王、齊宣王，都是當時最大最有權勢的王者。若肯稍稍遷就，不在理論上高懸標格，何嘗不是立談便可至卿相。在百萬大軍國運存亡的大戰爭中，一布衣學者發表一番意見，可以影響整個國際向背，如魯仲連之義不帝秦。此種人物與意氣，使後代感為可望而不可接。無怪戰國一代，在中國史上，最為後代學者所想慕而樂於稱道之。

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可知中國學者何以始終不走西方自然科學的道路，何以看輕了像天文、算數、醫學、音樂這一類知識，只當是一技一藝，不肯潛心深究。這些，在中國學者間，只當是一種博聞之學，只在其從事更大的活動，預計對社會人生可有更廣泛貢獻之外，聰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濫旁及。此在整個人生中，只當是一角落，一枝節。若專精於此，譬如鉆牛角尖，群認為是不急之務。國家治平，經濟繁榮，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內事，在中國學者觀念中，較之治天文、算數、醫藥、音樂之類，輕重緩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數的，只轉入歷法方面，俾其有裨農事。如陰陽家鄒衍一輩人，則把當時僅有的天文知識強挽到實際政治上應用，講天文還是在講政治原理，講仁義道德，講人文精神。至如音樂之類，在中國學者亦只當作一種人文修養，期求達到一種內心與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種工具。孔子最看重音樂，他對音樂看法即如此。放開一步，則用在人與人交際上，社會風俗陶鑄上，還是一種工具，一種以人文精神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國知識界，自然科學不能成為一種獨立學問。若脫離人文中心而獨立，而只當是一技一藝，受人輕視，自不能有深造遠至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