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

【大學】鑒於美國是個如此年輕的國家，根本沒有一個世襲的等級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榮譽的傳統，甚至連一條眾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也沒有，因而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加依賴自己的大學體系，指望這個機構培養人們的勢利觀念，建立社會等級機制。在別的國家，人們不僅僅依賴大學來實現社會地位，還有其他的傳統途徑。而在美國，尤其20世紀以來，只有高等院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實現所有最高榮譽的來源。或者說，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實現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徑。

我曾聽說過一個人，在名校獲得一個學士學位、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為的就是日後人們簡單的一句話：“他可是一路從耶魯學出來的啊！”毫無疑問，在美國，這句話的確能使人推崇備至。不管怎麽說，這樣被授予社會地位，並非基於什麽令人討厭的差別標準，而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碩果。

只要想想汽車後窗的大學標貼，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人們居然會向人炫耀即便不那麽知名的學校，仿佛這樣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身份增添神聖感似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由於每個人都以自己受過教育的高等學校為榮，大學的聲望早已高過教會了，比如沒有人會在他的後車窗貼上“密歇根州休倫港聖名慈善會”，或者“埃爾邁拉市第一浸禮教會”之類的標貼。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這個做法，不用說，你就可以計算出當今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享有的榮譽了。

不過這樣一來，當哪個機構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過歪門邪道和欺世盜名來拔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就無不把自己裝扮成一所學術機構。《紐約時報》每天不僅刊登高尚的教學方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有它的“每周新聞有獎問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從事教育事業似的。其他的報紙也會一本正經地刊登以下內容，比如在《時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讀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錯誤地報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而事實上，魔方正確的可能性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轍的是那些經紀人、掮客和房地產商，他們也舉辦所謂的“研討會”。連華盛頓那些最為露骨的院外遊說集團①，盡管眾所周知是在從事賄賂和施加壓力的各種活動，也喜歡自稱為研究所，仿佛它們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科學研究所，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華盛頓還會發現諸如煙草研究所、酒精飲料研究所、松脂油與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謂的“研究所”甚至還堂而皇之地設有“講座教席”和“教授”職位，由於某個資助者在一份雜志上的聲明，我們偶爾得知，一個不學無術的家夥竟擁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德威特·華萊士②傳播學講座教授”的職位。

隨處可見的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所有的階層都把自己緊貼在大學、學術團體、“科學”等事物上。諸如此類的什麽都可以，但絕不能是商業、制造業和“市場”。有例為證，摩根圖書館為了招徠項目資助者，便授予他們“研究員”（Fellows）的稱號，而不是捐資者（Donors）或資助者（Benefactors）。而且還根據捐錢的多少分成各種等級，最高的級別是“終身研究員”（意思似乎是說你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終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當地的墓園裏受到永久關懷）；下一個級別是“榮譽研究員”；再下一個是“常年研究員”；最後才是普通的“研究員”。

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享有的榮譽如此之高，以至它們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忽視，至少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便是如此。因為有GI法案③，它們被作為戰後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販賣給了大眾。這些年來，除了很少的一些人，比如20世紀50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和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沒有人敢於大膽地指出大學的種種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結果是，對大學的這種極為荒謬的偏愛非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大行其道，因為誰也不願意冒被指責為“反知識主義”的風險。這麽說仿佛意味著，知識僅僅是一種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應該只被少數幾個高等學府所擁有。如果有人試圖積極地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種特殊的懼怕和憤怒。指向美國大學裏的等級制度，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制度一樣令人惱火。

有意思的是，人們對愛德華·費斯克（Edward B.Fiske）1982年所著的《1982—1983年度〈紐約時報〉美國大學選擇指南》的反應。美國全國自稱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學士學位的學校大約有二千多所④，據費斯克估計，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清楚這個數字水分不少，其中像他們自己說的那麽好的學校怕是不多。在一個“研究機構”失去其意義的世界裏，“學院”也會失去意義，這顯然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費斯克因此著手統計“最好的和最有價值的”美國大學，並得出總共只有265個的結論。為了對這些學院的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費斯克根據學術質量、社會影響和“生活素質”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從五星到一星的評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