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觀察（第3/26頁）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韓非思想最忠實的執行者。在廷議的討論中，李斯強調薄古厚今，進而提出了焚書的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李斯的建議，被秦始皇采納，作為法令，頒布執行。

很顯然，焚書令是完全針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批評法家路線而起草的。喜歡借古諷今的儒家當然首當其沖。後世史家常常拘泥於焚書令毀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實不然。由於秦朝官府做好了圖書備份，只焚毀民間藏書，因此，焚書令對文化典籍的破壞遠不是論者們所想象的那麽大。

事實上，焚書令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它借焚書完全禁絕了自由思想，徹底毀滅了“不治而議論”的士階層，使整個先秦諸子思想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後，極個別尊隨孔子的漢儒試圖恢復儒生議政的傳統，但是，無一例外都招來了殺身之禍。七十多年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然而，董仲舒所謂的儒學早已不是獨立自由的先秦儒學，而是雜糅法家、陰陽家綱常名教。

客觀上講，李斯之後無真正之儒家，兩千年的反孔鬥爭說到底與孔子無甚關系矣！

唐玄宗：創新與守舊

祥瑞

開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長安城內主管天文事務的官員向唐玄宗奏報，預計在當日發生的日食沒有出現。重大天象的誤報無疑是一場因歷法訛誤而發生的嚴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長安城，沒有官員因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處罰。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語氣熱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賀，並建議將此事載入史冊。玄宗皇帝答應了這個要求，此時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個月。

回顧唐玄宗的即位，也與一場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關。公元712年秋天，一顆彗星劃過夜空中據說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決定以退居二線的方式攘除一場可能不利於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災難。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躊躇滿志的兒子與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間久已存在的矛盾驟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發動了長安城近七年內的第三起宮廷政變，太平公主被迫自殺，由此結束了半個世紀以來由女強人左右中樞政局的狀況。

然而唐玄宗很快發現，帝國的現狀並不令人滿意。自武則天時代結束後，帝國的政治走勢並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風彌漫宮廷內外，朝堂上下充斥著野心家與投機分子。經濟固然沒有崩潰，但自然災害頻發，因土地兼並造成的農民逃亡逐漸增多。西邊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東北方面的契丹不時騷擾邊境，有時甚至發動大的進攻，而帝國的軍隊並沒有戰之能勝的把握。

現實的混沌與不安往往會促使人們回憶歷史，強盛開明的“貞觀之治”在8世紀初引發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復“貞觀故事”的呼聲不絕於耳。史官吳兢撰寫的《貞觀政要》就是此種時代氛圍的集中體現。這部以對話為主的著名史書采用分門別類的方式，將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觀點編排為一本極便翻閱的手冊，被後世統治者奉為圭臬。作為全書綱領的首章《君道》，開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獨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節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驕奢。此時《貞觀政要》還沒有面世，玄宗卻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齊之決心，符合了多數臣民對他的期待。

仔細觀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風格，我們確能發現“開元”與“貞觀”的某種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親型的統治者，他認為帝王的勵精圖治應體現在對於總體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與把握之上，而不應過多幹涉本應由各級職能部門負責的具體事務。唐玄宗也不願介入具體事務，當宰相向他匯報關於一批中低級官員的任命問題時，他以默然不應表示不滿。太宗朝的政治決策過程比較透明，史官對君臣的討論過程據實記錄，諫官等得以隨時提出意見。高宗朝的密謀政治興起後，決策活動日益神秘化。及至開元年間，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復貞觀舊制，使得史官與諫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視。

玄宗君臣的努力，讓權力表現出對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遠離具體事務，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後、中宗時期，當政者為一己之私而進行的短期操作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運行蠻橫且沒有章法，其結果是政治秩序日漸紊亂。玄宗則采取一種比較克制的態度，使得一種能讓大多數官員感到穩定與安全的政治氣氛重新回歸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