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觀察（第4/26頁）

唐玄宗還從太宗那裏繼承了重視經典與學術的傳統。太宗經常與臣子一起舉行文學化的宴會，君臣如詩友一般共相唱和，並由此構成一種儀式化的君臣交際形式。武後、中宗時代的宮廷文學活動更為興盛，但風格卻大相徑庭。一批工於詩文的文人以倡優形象進入宮廷，皇帝、皇後甚至妃嬪喜歡以裁判者的身份淩駕其上，更樂於看到他們為爭寵而爭風吃醋。

玄宗同樣喜歡有才華的臣子，但對他們比較尊重，“翰林學士”這個一度淪為吹鼓手的文士群體在唐玄宗時代開始發揮智囊作用；當他們在宮中連夜起草詔書時，玄宗有時會如朋友一樣去看望他們並賜予飲食。這個傳統為唐朝後期的帝王所繼承，翰林學士也從皇家的高級文化侍從變為帝國中樞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當七歲的神童李泌因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宮時，玄宗對其才華大為嘆賞；但他沒有把這個孩子當做宮廷中的玩偶，而是將其送出長安這片是非之地並保障他專心讀書。很多年後，已成長為一位傳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禦座之旁，先後輔佐三位皇帝平定了兩次危及帝國生存的巨大叛亂，並通過建立包括大食、回鶻、南詔在內的國際聯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玄宗的知遇與培養，成為李泌報效其子孫的巨大動力。

在恢復“貞觀故事”的號召下，唐玄宗以撥亂反正的姿態，使得帝國的政治空氣從之前的緊張乖戾迅速走向寬松平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玄宗重新確立了以儒為主的治國理念，不僅自己撰寫了《孝經》，還通過各種手段宣示皇帝與諸親王間“兄友弟恭”的和睦狀態。不過，他並沒有清算給予武則天統治巨大幫助的佛教，對作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樣尊崇有加。出入皇宮的，既有來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隱居深山、修煉長生之術的張果老一類人物。唐玄宗對於宗教保持了濃厚的興趣，但將某種宗教興趣推向極端卻不是他的本性，這一點與太宗頗為相類。

然而，“開元”絕不是對“貞觀”的簡單克隆。對於各種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確表示厭惡並明令禁止上報，玄宗卻不惜借用日食預報的失敗來證明君主的德行已經感動上蒼。從高宗時代開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讖緯意識重新發酵。漸漸地，人們對皇權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樂道。面對這樣的社會心理，玄宗君臣並不能免俗，其實他們對自然現象與政治更替的聯系並不真正相信。玄宗與姚崇在開元初年圍繞“祥瑞”與“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實在是一種刻意的政治表演。我們由此能夠觀察到玄宗施政風格迥異太宗之處：為達目的而進行的變通較之對價值理念的堅持更占上風。

賢主

作為中國歷史上賢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現出的理想主義氣質深合儒家的標準，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業似乎在於把來自實踐的政治智慧凝練成一種道德性的規範，並試圖為政治手段賦予超越性的價值含義，在保障君主行為有效性的同時去除虛偽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義治國，統治技術不是他關心的重點；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齡執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內晏然，另一方面卻沒有突出的政績可資紀念，被史家認為是達到了宰輔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對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興趣。高宗朝以來爾虞我詐的宮廷鬥爭比玄武門之變更為漫長險惡，使玄宗對政治的殘酷有著更為真切的意識。唐玄宗對確保統治牢固與帝國繁榮充滿強烈的欲望，他認定這些目標只有通過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實現。這種手段不僅表現為更為靈活但卻不那麽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體現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舉措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唐玄宗統治時期，財政經濟事務始終得到高度重視。當時私鑄錢幣之風非常興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錨泊的大船上開爐鼓鑄，驚濤烈焰，蔚為壯觀。玄宗向劣幣開戰，強令對市面流行的劣幣收繳重鑄，結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復幾次後終覺難以推行。不過，帝國的財政基礎還是通過另外兩項措施得到了強化。第一項措施被稱為“括戶”，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種原因隱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寬宥政策與各種優惠措施鼓勵他們重新登記戶口，恢復為國家納稅。第二項措施為改良運輸方式，以保障來自南方的賦稅與糧食能以較低的成本安全運到帝國的政治核心區關中與洛陽，具體辦法是把以運河為主體的運輸線分為數段，每段設置中轉儲備倉庫，根據各段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運輸工具，化長途運輸為短途運輸，人稱“節級轉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