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鄉音無改鬢毛衰（第2/10頁）

東老又說：

抗團在衛國戰爭中，所做的一點貢獻，實只是滄海之一粟。同時在表現上仍顯得有些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導。他們在敵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敢於鬥爭。他們無所企求，不怕犧牲，不畏艱難，威武不屈的精神，應予稱贊。還有千萬不要忘記我國過去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歲月，將來也未必平靜。願為捍衛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國人共勉。

這是很正面的一段話。

東老對這段歷史所持的互相矛盾的態度，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15年的這次訪談，我才恍然明白，原來他所謂的“又不是什麽好事”，極有可能是當時遇到了什麽讓他不快或者感慨的事，他說的是氣話，是反話。事實上，正如他的抗團戰友葉於良先生所說：“對日本的仇恨，從小就在心裏。現在日本對侵略還不認賬，這個仇恨，一輩子也忘不了。”注145東老所持態度，與葉先生是一樣的，他抗日的初衷始終未改，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度警惕，也貫穿一生。一個人處在不同的語境時，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有時候甚至會表現得自相矛盾，真相往往在多次反復的交談之後才能呈現，這就是我對東老做第二次訪談的最大收獲。加入“抗團”，為東老的人生奠定了最初的基調，也影響到他的人生走向。“抗團”的成員們構成他最重要、最緊密的社會關系和朋友圈子，這種情誼維系終生，直到他們一個個走到人生終點。

“抗團”與國民黨的“軍統”之間是否有關，是一個始終糾纏不清的問題。1949年之後，它的成員中也有人因此而受牽連，但在現在的大陸，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禁區了，網絡上可以見到大量與抗團相關的文章、訪談，甚至電視劇都已出現，注146而我本篇的重點畢竟是東老的人生，有關抗團本身的諸多問題，這裏就不詳敘了。

東老說，他這人一生運氣不錯，具體地說，他參加抗日殺奸團被捕，已經是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以後，後來抗戰快結束的時候吃混合面兒，他已經去了重慶。他去重慶之前重慶幾乎天天遭空襲，但他到了以後，反而是北京這邊挨空襲了。

東老還發表議論說，日本與中國，主要是民族性不同。他強調說共產黨行，日本人也行，只有國民黨不行，原因就是國民黨整天搞什麽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這套在中國根本行不通，所以國民黨必然失敗，馬英九再怎麽鬧也不行。他說國共馬上就要第三次合作了，但前兩次國民黨占不了便宜，第三次一樣占不了。

2010年秋季學期我在台灣東吳大學任客座教授，其間又不止一次去探望過東老，一切如舊，還是乘藍5公交到他們的住所挹翠山莊，東老和梁昭阿姨也仍然健康和頭腦清楚，尤為有趣的是，他們的那只叫恬恬的小狗也還在，11歲了。

東老說1949年跑到台灣來的北京人太少了，就那麽幾個，那時候的北京人，到天津就已經覺得是走到天邊了，他們實在是哪裏都不願去的。我想起我做的《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祁淑洪女士在開篇中講的第一個故事，就是她當旗兵的父親第一次出差離開北京，剛剛走到廊坊，她祖母就因擔憂而死，足見此言不虛。我記得老舍在《四世同堂》的一開頭，寫的也就是北京人的這種心態。他說這些到了台灣的北京人太思鄉了，他們在這裏又語言不通。東老說他來時只能與台灣人講日語——我才知道他會講日語。東老還把一大堆他收集的材料交給我，這是他給我的第三批東西。我問要不要復印一下再還給他，他說我還要它幹什麽，我都八十九了，只希望留給你，它們還能起些作用。他說這些人，就是跟著國民黨到台灣的第一代人，所剩無幾了，現在台灣每年逝去的老兵，都有七千人。時光過得實在是太快太快了。

時光果然是太快，因為從2010年到再見東老的2015年，轉眼5年，又過去了。

我將2015年這次訪談取名為《鄉音無改鬢毛衰》，以與第一次的《少小離家老大回》相呼應，因為這膾炙人口的同一首詩中的前兩句，恰好應和了先後兩次訪談的重點。在東老夫婦的第一次口述中，他們以相當多的篇幅講述了在兩岸暌隔數十年後，他們重返故鄉北京的經歷；而第二次，給我印象尤深的則是他們的“鄉音無改”，這不僅因為二老始終不變的地道的京腔，尤其是東老以93歲高齡，仍能上天入地的侃山表現，終不脫老北京“爺們兒”的神韻。他對講述他自己人生的故事，遠不如發表議論更有興致。所以，他隱藏在冰山下面的許多經歷，即使有這次幾小時的再訪，對於我，至今卻仍然是謎。而我則想，人總會有些故事，是不願與他人分享的，既然他不願談，那就不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