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慘案都是有原因的

投降的武衛將軍費穆是爾朱榮的老朋友。爾朱榮年輕時，在洛陽當過一段時間的軍官，兩人當時就認識。如今久別重逢，兩人都很高興，促膝長談起來。

談著談著，談出問題來了。爾朱榮和費穆很快發泄起對朝政的不滿，感嘆起軍隊地位之低、待遇之差。這一切都緣於北魏的“文武分治”。

北魏是馬背上打下來的天下。自孝文帝漢化以來，“文武分治”，文官序列開始壓過武將序列。文官職權上漲，發展前途廣闊；武將升轉、調任不易。漸漸的，朝野重文輕武，文官輕視武將。大臣都拒絕調任武職。飽受欺壓的官兵們則越來越不滿。孝明帝元詡時期，朝廷采納大臣張仲瑀的意見，規定軍官不能擔任重要官職，不能進入權力核心。消息傳出，駐紮在洛陽城中的禁衛軍官兵發動騷亂，將始作俑者張仲瑀打成重傷，將其弟張始均丟到火裏活活燒死。其父征西將軍張彝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兩天後不治身亡。可見當時的文武矛盾激化到了何等地步。

更大的矛盾在北方邊界地區醞釀。為防禦北方強大的柔然勢力，北魏在東起河北、西至黃河河套地區，延袤兩千余裏的邊境線上設置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和懷荒六大軍鎮，調兵遣將駐守，稱為“六鎮”。初期，北魏朝野非常重視六鎮。六鎮的將領都從北魏貴族豪強，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選；官兵也是鮮卑族的精壯。六鎮將領被視為“國之肺腑”，升遷的機會多，隨時可以返回首都當京官；士兵們被視為“國家精銳”，地位崇高，待遇優厚。女子們都以能嫁給六鎮的邊將和士兵為榮。大規模漢化後，國家崇文輕武，遊戲規則變了。在疆場上的英勇斬殺不再被人稱道，詩書禮樂和朝堂上的爾虞我詐成了遊戲的核心規則。六鎮的政治、軍事地位不斷降低。六鎮在漢化改革過程中被“遺忘”了，同樣是鮮卑人的官兵們被排擠出權力核心，他們的升遷和待遇遠遠落後於內地的同族、同僚們。大多數人一輩子也不用指望升遷到內地去了。洛陽的貴族們將邊將看作鄙夷的粗俗軍人，傲慢得很。優厚待遇沒有了，連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士兵們只好轉而聚斂錢財，精壯的就到境外去擄掠財物，老弱的只能砍伐山林、耕種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許多士兵拖家帶口，常年滯留邊鎮，生活艱難且沒有希望，類似於流放。

幾十年間，六鎮官兵從天堂跌入了地獄、從光榮的國家棟梁變為了羞恥的監獄苦役。被背叛、被忽視的情緒和怨恨，迫切希望改善處境的思想，充斥在六鎮之中，最終引發了六鎮起義。爾朱榮從鎮壓起義起家，其間收編了許多起義的六鎮官兵，後者逐漸成了爾朱榮部隊的主力。此時，他們正惡狠狠地盯著洛陽城的達官顯貴們。

攻擊文武分治和文官集團，成了爾朱榮和費穆的共同話題。費穆不知是為了表忠心，還是發泄不滿，給爾朱榮出了一個殘忍的主意：“您的兵馬不到萬人，如今輕易長驅直入洛陽，既沒有戰勝之威，恐怕不能長久服眾。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旦知道您的虛實，必然會產生輕侮之心。如果不‘大行誅罰’，樹立親信，恐怕等你北歸之後洛陽就會發生變故。到時候，您就前功盡棄了。”費穆所說的百官“輕侮之心”指的是文官集團對軍官們的輕視，爾朱榮久居軍陣，自然感同身受。他對費穆的意見很認同。客觀上，爾朱榮面對不費吹灰之力得來的勝利老覺得不踏實，對自身實力不自信。

於是，爾朱榮召集部將說：“洛陽人物繁盛，驕奢成性，不除掉他們恐怕難以控制。我想趁著百官出迎新皇帝之時，‘悉誅之’，如何？”爾朱榮已經把費穆的“大行誅罰”發展為“悉誅百官”了。部將慕容紹宗反對說：“我們之所以取勝，是因為太後無道，失去了民心。主公以正義之師入洛陽，突然要誅殺百官，不是良策。”爾朱榮沒有采納慕容紹宗的意見，還是決心大開殺戒來立威。

元子攸登基的第三天，爾朱榮以“祭天”為名，命令洛陽的百官到河陰行宮的西北集合參加。文武官員陸續趕到河陰。當時的場面非常混亂，大臣越聚越多，既沒有人出面組織，也談不上任何祭天的準備工作，反而有騎兵橫刀立馬、氣勢洶洶地環繞著群臣。

宣稱已經出家的胡太後被從寺廟中搜了出來，連同她立的幼帝元釗一道被爾朱榮的騎兵押送到了河陰。胡太後看到殺氣騰騰的爾朱榮，“多所陳說”，試圖為自己的為所欲為辯解。爾朱榮沒聽幾句就拂袖而去，下令把帝後扔到黃河裏去。於是，士兵們把胡太後和元釗裝入竹籠，溺死在黃河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