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反腐淪為權力工具

乾隆時期，每隔兩三年，朝廷都會有一次雷厲風行的反腐敗大行動，揪出一兩個巨貪和反面典型來。據說，這是乾隆皇帝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結果。

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給和珅孝敬，幾乎沒有能長期做官的。其中賄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為了孝敬和珅，也為了能進步，底下的官員們不得不腐敗斂財。等到這個人貪聲日著、臭名遠揚了，和珅就將他定為反腐敗對象，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查抄他。其中的周期就是兩三年。

浙江巡撫王亶望被朝野認為是“和相第一寵人”，權勢一度炙手可熱。王亶望每年給和珅的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總數超過三十萬兩銀子，此外王亶望還不定期地向和珅孝敬珍奇古玩。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撫任上，被乾隆公開下詔、和珅親自下手查辦了。結果，王亶望成了乾隆—和珅“反腐周期”的一個犧牲品、一大反面典型（《十葉野聞》）。

和珅另一親信國泰的遭遇與璮望類似，卻更具戲劇性。據說國泰本是一個巨商，一次在揚州花酒叢中揮金如土時結識了一個人。兩人朝夕相處。恰好遇到漕運總督經過揚州，儀仗威嚴，車騎盛大。國泰嘖嘖稱道，艷羨不已。新朋友就說：“這有什麽好驚羨的？十萬兩銀子就能購得他的頂戴。”國泰驚問：“大官也能買？”朋友說：“行！我就能替你辦妥。你跟我到京城見一個貴人，不出三個月就能做到道台。”國泰取上三十萬兩銀子，高興地跟著他進京去了。抵京後，朋友帶國泰拜入和珅門下。原來，國泰的這個朋友就是受和珅委托，在外招徠巨富買官的。為了保險，國泰與和珅等約定，先將錢存入某店，得官後和珅才能提取。

沒幾天，朝廷就任命國泰為江蘇省糧道。後來，和珅又活動國泰調往山東（據說是國泰能力太差，而江蘇事情多，和珅怕他應付不過來）。山東政務簡單，國泰漸嫻吏事，三年內就當到了巡撫。

為了報答和珅，國泰自然是傾盡全力，將百萬家產都耗盡了。國泰就尋思著在山東大行敲剝，補償損失。很快，國泰聲名狼藉，傳到了北京，被禦史彈劾。彈劾奏章內容牽涉到和珅。乾隆竟然讓和珅“檢舉”。和珅又派了一個人去試探國泰的底細，看他還有多少錢。那人告訴國泰，如果要想將彈劾的事情擺平，少說也得百萬銀子賄賂滿朝高官。國泰東拼西湊，才擠出了二十萬兩。和珅知道國泰已經囊空如洗，馬上請旨查辦國泰。國泰入獄，追悔莫及，知道自己絕無好下場，在獄中自殺了（《十葉野聞》）。從他買官到被和珅奏請查辦，正好是三年。國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給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嘗不冤？他也被乾隆給利用了，最後當成一個大反面典型被查辦了，萬貫不義之財最終進了皇帝的腰包。

於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來自乾隆皇帝的周期性的反腐敗行動，極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敗已經成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問題，每個官員都不能保證自己是絕對清廉的。皇帝可以隨時以“反腐”的名義將官員懲辦，並將此作為懸在官員頭上的一把利劍。結果，官吏們對皇帝的反腐行為戰戰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討好皇帝來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調的反腐行為懲治的通常都是沒有多大權勢的中低級官員，或者是自己討厭的、已經失勢的高官，也坐實了人們的猜測。和珅在乾隆、嘉慶父子時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樣，人們將官府的許多反腐敗行為也理解為內部的權力鬥爭。

只要公權力還能獲利，腐敗現象就不會絕跡；只要沒有制約的君主專制體制還存在，大規模的腐敗就不會消失。當反腐淪為權力工具，就沒有真正的反腐敗可言，腐敗就會像癌細胞一樣在政治體制乃至社會軀體中蔓延、惡化，侵蝕財富和世道人心。

很多統治者都明白這個道理。在專制政體下，腐敗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場現形記》說有人揭露浙江官場弊端，慈禧太後挑選了一位老京官去做欽差大臣。她說：“某人當差謹慎，在京苦了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撈回兩個。”聖旨一下，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邊太監打聽上頭派他這個差使的真實意思，應該怎麽查案。太監撲哧一聲笑道：“查案有什麽難辦的？佛爺早有話：‘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裏來的清官？但是禦史不說，我也裝做糊塗罷了。就是禦史參過，派了大臣查過，辦掉幾個人，還不是這麽一件事。前者已去，後者又來，真正能夠懲一儆百嗎？’這才是明鑒萬裏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雖然不好辦，我教給你一個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一來不辜負佛爺栽培你的這番恩典；二來落個好名聲，省得背後人家咒罵；三來你自己也落得實惠。你如今也有了歲數了，少爺又多，上頭有恩典給你，還不趁此撈回兩個嗎？”京官聽了，馬上心領神會。慈禧的態度可能代表了許多統治者對反腐敗的態度：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沒人揭發就當不存在，並且將反腐敗當成負責官員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