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荒廢的八旗子弟（第2/4頁）

清朝官制中特別有“缺”的內容，即對很多崗位有民族要求。比如六部尚書必須滿漢各一人，侍郎滿漢各兩人，這自然對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崗位幹脆就專供旗人，比如內務府系統。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鐵飯碗。用他們的話說是“鐵杆子莊稼”。稍微像樣一點，就能混上知府、知縣、主事什麽的；即便一輩子當兵，退休前也能落個一官半職。

這套制度在執行的時候，很快就走了樣。什麽都不做，就有體制保障，能一輩子衣食無憂，那誰還去學習、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懶惰下來，悠遊無事，進而養尊處優，每月等朝廷發一份錢糧來花銷。反正大家都一樣，幹好幹差，幹與不幹，人人都領一份“月錢”，結果誰都不去操練，也不去關心時事了。八旗戰鬥力迅速下降。入關的時候，八旗軍隊沖鋒在先，戰績輝煌；二三十年後吳三桂造反，八旗軍隊就要拉綠營（漢族軍隊）共同行動了，八旗為主，綠營為輔；等洋人打進來的時候，八旗軍已經打不動了，不得不以綠營為主，八旗為輔；太平天國造反的時候，八旗軍徹底不行，先是綠營為主，後來又讓位於地方武裝團練。湘軍、淮軍就是在此時興起的。之後，八旗軍在軍事上就徹底邊緣化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八旗軍隊的開銷越來越大。比如各地駐防八旗最初核定編制都是幾千人，超過五千人的極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駐防八旗都超過了萬人。打仗不行，隊伍卻飛速膨脹。旗人拖家帶口，把當兵、當差變為一份職業，一個生存的保障。朝廷規定，駐防官兵不準於當地置產，死後不準於當地設立墳塋。在現實中成了一紙空文，八旗子弟該安家的安家，該娶小妾的娶小妾。他們連操練都不當一回事了，還會在乎軍紀嗎？

不幹事，旗人們都幹嗎去了？人家忙著呢！泡茶館，養寵物，玩票，賭博，鬥蟋蟀，放風箏，玩樂器，紮風箏，漢人吃喝玩樂、休閑遊戲的事情都學會了，還自創了許多娛樂形式——對中國民間文化來說，旗人立下大功。圍繞駐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體系，有別於其他城區。

慢慢的，不少旗人還是變窮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來越多。但是這個體制能夠提供的鐵飯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納快速增長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補不了缺、當不了差，“閑散”下來。更主要的是旗人只會享受，不會理財。發的“月錢”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計劃，完全可以保證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卻經不住天天吃喝玩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旗人一旦養尊處優慣了，花銷越來越大，又不事生產，自然入不敷出，開支窘迫了。不過，他們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鐵杆子莊稼”就在，月錢還得發。旗人們仗著特權身份，到處賒賬，竟然變成一項時尚。明明口袋裏有錢，也要賒賬；明明揭不開鍋了，還是下館子逛戲院，似乎唯此才能彰顯身份。

滿族出身、父親在紫禁城當兵的老舍先生，寫有自傳性質的《正紅旗下》，生動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狀態。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對“活寶”。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愛花錢，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我首先記住了他的咳嗽，一種清亮而有腔有調的咳嗽，叫人一聽便能猜到他至少是四品官兒。他的衣服非常整潔，而且帶著樟腦的香味，有人說這是因為剛由當鋪拿出來，不知正確與否”。“無論冬夏，他總提著四個鳥籠子，裏面是兩只紅頦，兩只藍靛頦兒。他不養別的鳥，紅、藍頦兒雅俗共賞，恰合佐領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祿換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親家爹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麽帶兵與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兒，而後馬上又說起養鳥的技術來。這也的確值得說，甚至值得寫一本書！看，不要說紅、藍頦兒們怎麽養，怎麽遛，怎麽‘押’，在換羽毛的季節怎麽加意飼養，就是那四個鳥籠子的制造方法，也夠講半天的。不要說鳥籠子，就連籠裏的小瓷食罐、小瓷水池以及清除鳥糞的小竹鏟，都是那麽考究，誰也不敢說它們不是藝術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

大姐婆婆“口口聲聲地說，父親是子爵，丈夫是佐領，兒子是驍騎校。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兒上並沒有什麽沉重的東西。有她的胖臉為證，她愛吃。這並不是說，她有錢才要吃好的。不！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賒。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雖然沒有明說，她大概可是這麽想：不賒東西，白做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