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是靠不住的

爵[1]，爵位。

爵位是用來表示權力地位的一種尊號。一個人有了爵位，就是法律意義上的貴族了。

統治者一般根據血緣親疏或功勞大小授予臣下爵位。比如晚清道光皇帝臨死前封兒子奕䜣為恭親王，來補充沒有將皇位傳給他的愧疚。而“中興名臣”曾國藩是一等毅勇侯，左宗棠是二等恪靖侯，李鴻章是一等肅毅伯。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收復南京的大功臣；左宗棠是收復新疆的大功臣；李鴻章是慈禧太後的消防員，到處救火。他們三人是因功封的爵位。多數爵位可以世襲，曾國藩的一等侯就傳給了兒子曾紀澤。

人類社會先有爵位，後有官職，兩者曾長期糾纏在一起。夏商周分封時代，天子分封諸侯到各地建立諸侯國，諸侯再分封卿、大夫建立采邑進行統治。諸侯、卿、大夫就是爵位，他們有封地，一代代世襲下去。同時他們又直接管理封地內的財政、民事、軍事，帶有官職的性質。當時是官爵不分，爵位為本，以爵領官，有了爵位自然就有了統治權。

分封制不利於中央集權，而中國歷史發展趨勢是走向集權。所以到戰國時，列強力行集權，爭奪天下霸權，爵位制隨之衰落，官職制開始興起。諸侯們任命一些平民處理政務，只給他們發俸祿，不再“裂土”分封他們。這些人就成了沒有爵位只有官職的官僚。比如“宰”和“相”兩個字都是“副”的意思，最初是天子、諸侯的家臣，幫助主人處理家事。逐漸的，天子、諸侯用“宰相”在外面總攬全局，處理國事了。那些世襲的卿、大夫們則靠邊站了。此時，爵與官已經分開，擁有爵位不一定有官職。之後爵位的發展趨勢是：和官職的距離越來越遠，授予越來越嚴格。雖然爵位制一直存在到清亡，但官職迅速取代爵位，成為官員獲取權力和收益的主要依據。

西周確定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來分封宗室和功臣。秦始皇嬴政創立了“皇帝”的尊號後，空出了“王”的爵位，五等爵就變為了六等。

漢代封爵只有王、侯兩等，前面冠以具體的地名，比如燕王、吳王、富春侯、汶川侯等等。漢初，功臣也能封王，後來嚴格限定只有劉姓宗室才能封王。獲封王爵的人，都有封地，可以建立封國，擁有一系列權力。王爺到封地去上任，稱為“就藩”，燕王就去北京，梁王就去河南。這就類似於分封時代的諸侯國，和中央王朝摩擦不斷。經過漢景帝、漢武帝兩代人的大力削藩，漢朝諸王的權力大為萎縮，軍事權、用人權和財權都被極大削弱，但封國得到保留。漢朝的侯爵雖然也冠以地名，但沒有“就藩”一說。地名是虛的，並不需要侯爵們過問該地事務。侯爵的收益以所封的戶數為準，比如“食邑八百戶”的可以享受八百戶人家的租稅。所謂“少年意薄萬戶侯，白首乃作窮山囚”、“糞土當年萬戶侯”中的“萬戶侯”，就是食邑一萬戶以上的侯爵，是當時最高的侯爵，後世用來代稱高官貴戚。

魏晉恢復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曹魏進一步收縮貴族的權限，對宗室骨肉的防範心極重。曹魏諸王雖然還有封國，但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不能和大臣、宗室們相互聯絡，就連出城打獵的範圍都有嚴格限定。朝廷還在各個封國派遣了監國謁者，專事監視王爺們的言行。曹魏諸王，貌似尊貴，其實形同囚犯——看看魏文帝曹丕是怎麽對待他弟弟、陳王曹植的就知道了。曹魏對宗室王爺束縛太多，導致宗室貴戚沒有實力拱衛朝廷。西晉認為這是曹魏滅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晉建立後大封司馬氏宗室，並且賦予宗室諸王實權，結果導致了“八王之亂”。司馬氏諸王實力倒是壯大了，可是非但沒有拱衛朝廷，反而熱衷於骨肉相殘，加速了王朝滅亡。此後的朝代吸取了西晉的教訓，再也不給諸王實權了。

爵位的實權不斷削弱，但虛的待遇卻得到制度保障。從唐朝開始，爵位與官品掛鉤，規定王爺為正一品，品級隨爵位遞減，到男爵降為從五品上。不過朝廷對貴族們的戒心還是很重。唐朝開始限制爵位的世襲制度，規定後代襲封祖輩的爵位，要在原爵上降一等，比如王爺的繼承人只能封公爵，公爵的繼承人只能封侯爵，以此類推。男爵的子孫就淪落為草民了。此舉目的是抑制貴族。到宋朝，封爵更虛，爵位幹脆不能世襲了——但宋朝的爵位封得比較濫，一定品級以上的官員全部封爵，連大太監童貫都封王了。明朝雖然恢復了爵位的世襲制度，但嚴格控制封爵數量，規定“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封號非特旨不得與”。明朝的貴族只能領取俸祿，沒有封地，中期之後還取消了子爵和男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