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們的奮鬥

民國軍閥的興起，還和當時“軍事救國”的思潮有關。他們的墮落，也表明了該種救國思路的失敗。

民國軍閥孕育於晚清的新式陸軍之中，而非同軍閥前輩們那樣是赤手空拳搏殺出來的。北洋系統的各派軍閥自然不必說，就是陸榮廷、張作霖等人也是被招安的土匪，當上了清朝正規軍，滇系、晉系等則脫胎於編練的地方新軍。晚清政府高度重視新軍。中國一再輸給西方堅船利炮的軍隊，開始痛下決心要進行軍事近代化。人們將“軍事救國”作為救亡圖存的良藥。越到後期，清朝對近代軍事和火器的引進就越多。到末期更是高度重視新式陸軍的編練，對培養新軍軍官的軍校也關照有加。各省都計劃編練兩鎮新軍，興辦陸軍小學。當時主辦新式事務的一批人，自身素質過硬，又有革新強國之心，把軍校辦得有聲有色。許多軍閥當時都是軍校的年輕學子。

李宗仁就是廣西陸軍小學的學生。他回憶：光緒三十三年（1907）廣西陸軍小學第二期招生，我和十幾位同學到桂林應考，這期取一百二十余名。陸小因為是新創辦的官費學堂，待遇甚優，學生除供膳食、服裝、靴鞋、書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貼以供零用。加以將來升學就業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極為踴躍。報名的不下千余人，而錄取的名額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競爭性是極大的。

陸軍小學的學生，按照成績優劣，各有月薪。這份薪水，在生活艱難的晚清，對普通人家子弟非常有吸引力。比如前述的黎元洪，就靠這份薪水養家。

廣西陸軍小學修業三年為期，既有軍事訓練，又有文化課的教育。軍校教官、隊長對學生的約束管理很嚴格。廣西青年徐啟明入學時一百二十多名同學，畢業時淘汰了四十多名，只余八十名畢業，考核的嚴格可知一斑。學生們讀書訓練也格外用功。根據徐啟明回憶，廣西兵備道莊蘊寬對陸小極關心，常來巡視，拿起學生名冊親自點名問話。記得第一次點到我鄰座的黎元表同學，黎年輕英俊，氣宇不凡，莊蘊寬忽然問：“你是那一縣的？”黎答：“我是陽朔縣人。”莊蘊寬隨即贊其“果然一表人才”，傳為佳話。

清朝在北京、南京和武昌建立了三所陸軍中學，挑選各省陸軍小學畢業生中的優秀分子入學深造。廣西陸小畢業後，徐啟明轉入武昌的第三陸軍中學繼續學習。據他回憶，陸軍中學普通課程相當於今日大學程度，對普通科學極為重視，軍事課程有基本的四大教程——戰術、兵器、築城、地形。“除了數學外，我都毫無困難，大代數微積分相當深，學起來有點費力”。徐啟明在武昌參加了辛亥革命，民國建立後繼續深造。“1912年我進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教官程度很高，教學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很高。一般學生對數理科有點吃不消。我們要學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大化學、物理等，同學中應付不來而發狂者有四五人之多。全校論文比賽第一名是個浙江同學，因數理學科不好，發神經跳水自殺”。“學校管理嚴格，考核嚴格，教育長康宗仁想出一種考試辦法，學生編號入座，卷子密封而且鄰座卷子不同，不能依賴他人，一切要靠自己”。

這樣的新式軍事教育，為民國培養了一批軍閥、戰將和軍事家。李宗仁評價說：“清末厲行新政時，朝廷中一部分大員和各省少數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門面，緩和輿情；可下級辦新政的人物，都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的確生氣勃勃，有一番新氣象。”基層學子的蓬勃生機就是這番新氣象最生動的表現。

還有一批批中國年輕人漂洋過海，直接到外國學習軍事。他們受到了比外國同學更多的磨難。比如在中國留學生密集的日本，日本人學習軍事只要進軍官學校就可以了。可是中國人去學，日本人就專門設置了預科學校（比如蔣介石上的振武學校）。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要想進日本的軍官學校學習，必須先經歷預科學校的學習，平白無故比日本人多花兩三年的時間成本。即便中國人入了軍官學校，裏邊的民族、階級和其他各種壓迫依然存在。而中國留學生能夠咬緊牙關完成軍事學業，心中必定抱有一腔熱血。

山東青年孫傳芳留學東京士官學校，嫌軍校生活清苦，星期天外出大吃大喝，一次醉酒誤了晚點名。區隊長岡村寧次怒氣沖沖地賞了他兩耳光，還抓住他的辮子，大叫豬尾巴。孫傳芳猛地抓回辮子，死命拱向岡村寧次，把他頂了一個仰面朝天。岡村寧次不怒反喜：“孫君，你的膽量大大的！是一條漢子！”兩人成了好朋友。

年輕人刻苦勤學、辛苦畢業後，往往發現單純的軍事救國並不能改變中國貧弱的現實。“軍事救國”只是一種探索方案。事實上，軍事離不開教育、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支持。在其他大方面弊端頑固，沒有改善的情況下，純粹的軍事救國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連新式陸軍離開了社會基礎也惡化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