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從前，在顓頊帝時代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在唐堯、虞舜的時代，又讓重、黎的後代繼續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周代，程伯休甫便是重、黎的後裔。當周宣王時，重、黎的後代失去了世掌天地的官守而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期間，司馬氏離開周朝到了晉國，晉國中軍元帥隨會逃到了秦國，不久司馬氏一族遷入少梁。

自從司馬氏離開周朝去到晉國以後，族人便分散了。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也有些留在秦國。在衛國的一支，名司馬喜的做過中山國的丞相。在趙國的一支，因傳授有關劍術的理論名聲顯揚，蒯聵便是這一支的後代。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經和張儀爭論，秦惠王就派遣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終於攻下了蜀地，隨後就鎮守蜀地。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奉事秦武安君白起。這時少梁已經改名叫夏陽。司馬靳和武安君活埋長平戰役中投降了的趙軍數十萬，回到秦國，靳和白起都被秦王下令自殺在杜郵，安葬在華池。司馬靳的孫子名叫司馬昌，昌是秦朝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在秦始皇的時期，蒯聵的玄孫司馬卬，曾經擔任武信君（武臣）的部將，並帶兵攻占朝歌。諸侯爭相稱王時，項羽封司馬卬為殷王。漢王劉邦領兵攻打楚國，司馬卬歸降漢王，漢以司馬卬原有的封地殷為河內郡。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長安商業區市長之職。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他們死後，都安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師從唐都學習天文，從楊何學習《易》，又從黃先生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曾在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做過官。他憂慮當時學者不能通曉各家學說的要義，而所學又混亂、矛盾，於是專論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

《周易·系辭傳》說：“天下人目標一致，而謀慮卻有多種；要達到的目標相同，而所通過的途徑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想使天下太平的學派。只是所信從的理論有分歧，有考慮得周到與不周到罷了。我曾經私下分析陰陽家的方術，發現它注重吉祥還是不吉祥的預兆，忌諱的事物太多，使人受到拘束而畏懼的事情很多；但它主張順著四季的秩序去行事，卻是不可丟失的。儒家的學說廣博，但缺乏治理天下的綱要，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儒家學派所提倡的事很難完全照辦。但是儒家制定君、臣、父、子彼此相處的禮儀，區分夫婦、長幼之間的禮節，是不能更改的。墨家過於儉省，難以遵守。所以他們主張的事，不能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加強實業，勵行節約的主張，是不可以廢棄的。法家主張統治者施政要嚴酷而少給臣民恩惠，但是他們正定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級，是不能改變的。名家使人拘束於名而容易失去對事物真象的認識，但是他們辨證名、實關系的觀點，卻不能不認真考慮。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符合無形的“道”，讓萬物豐富充足。道家的學術，是依據陰陽家順守四時秩序的學說，采納儒家、墨家的長處，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點，隨著時勢的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風俗，應用於人事，沒有不適宜的。意旨簡明，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收到的功效多。儒家就不同了：他們認為君主應該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提倡，臣下就附和；君主在前面走，臣下就該緊緊跟隨。這樣一來，那麽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很安逸。再說大道的要旨是：舍去雄健和貪欲，不玩弄聰明和智慧，他們將這些放棄而使用智術求治。一個人的精神使用過度就會衰竭，身體太勞累就會疲憊。如果精神和身體時常不得安寧，卻想生命與天地共長久，這是沒有聽說過的。

陰陽家對於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所謂“宜”“忌”的規定，認為如果人們順守這些教令，就會昌盛發達，違反這些規定，不是死就會衰亡。未必就是這樣呢。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拘束而畏懼忌諱太多”。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天萬物萌生、夏天成長、秋天收獲、冬天儲藏，這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如果不遵守，就無法擬定天下的綱紀。所以說：“依據四時的順序行事，是不可丟失的。”

儒家以《詩》《書》《易》《禮》《樂》《春秋》這“六藝”作理論依據，“六藝”的經文和解釋經文的傳文數以千萬計，接連幾代不能夠弄通這門學問，用盡一個人畢生的歲月也不能詳盡其中的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多而功效少”。至於分列君、臣、父、子間的禮儀，區分夫婦、長幼、尊卑的次序，即使是百家學說，也不能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