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2/10頁）

墨家也崇尚唐堯、虞舜的道術，引述堯、舜的道德品行說是：“殿堂只有三尺高，堂下的土階不過三級，用茅草蓋的屋頂不加修剪，用原木做的屋椽不經刮削，用陶簋盛飯吃，用土缽盛羹湯喝，用粗米做飯，野菜做羹湯。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主張葬送死者用桐木做棺材，厚不過三寸，哭喪不要過於哀慟。他們傳教喪禮，一定要用這來作為萬民的標準。假使天下的人依照這個法則去辦理，那麽尊卑就難以區別了。時代不同，時勢改變，事業就不一定相同，所以說“過於儉約就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領是強本節用，確是人們興家富足的途徑哩。這是墨家學說的長處，即使是百家的學說，都不能廢棄的。

法家不區別親近、疏遠，不區分高貴、貧賤，一律依法來決斷。這樣，愛護親屬、尊重長上的恩誼倫理就不存在了。可以用它實行一時的計策，但不可長久運用的。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少恩惠”。至於法家主張使君主尊貴，使臣子卑下，明確上下名分、職守，不得相互超越，即使是百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名家苛刻細察，糾纏不清，使人反省尋思，不得其旨意，專門以名稱決斷事物，而失去了人情。所以說“使人拘束於名而容易失掉對事物真象的認識”。至於掌握名稱，考察實際，交錯比較驗證以免失誤，這一點，是不可不認真考慮的。

道家主張“無為”，又說“無所不為”，他們的實際主張容易實行，但他們的文辭難以理解。道家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的原則，沒有一成不變的態勢，沒有常存不變的形狀，所以能夠推究萬物的情理。不被物推著向前，不被物拋置在後，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立法或不立法，順應時勢而決定，制度的用與不用，也要與事物相切合。所以說“聖人不重機巧，順時、通變是原則。虛無是道的規律，順應時勢是君主的綱領”。大臣們一齊來到朝廷，君主應該使他們各人明確自己的職任。他的實際和他的名聲相符合的叫做“端”，實際和他的名聲不相應的叫做“窾”。“窾”是空的意思，空話不去聽信，奸邪就不會產生，賢才與庸才自然分清，白與黑也就對照分明，這些要領就在於肯運用罷了，有什麽事辦不成呢！這樣就符合“大道”，混混沌沌，光輝普照天下，重又回歸於無名。凡是人生命的存在是依賴精神，精神是寄托在形體上的。精神過度使用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會疲憊，精神和形體分離人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活過來，形、神分離也不能重新結合，所以聖人重視這些問題。從這一點看來，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體，卻說“我有能力治理天下”，可是你由什麽途徑治理天下呢！

太史公掌管天文，不治理民事。太史公有個兒子名遷。司馬遷出生在龍門，在黃河以北、龍門山以南，過著耕種牧畜的生活。年僅十歲就已經能誦讀古文經書。二十歲開始，從北方南下遊歷長江、淮河一帶，登上會稽山，探尋禹穴，窺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渡汶水、泗水，到齊、魯的大都市講學，考察孔子遺留下來的風教，在鄒縣、嶧山舉行鄉射大禮。在鄱縣、薛縣、彭城等地遭遇到一些困難，再經過梁地、楚地回到了家鄉。這時司馬遷出任作郎中，奉命出使西部征討巴、蜀以南，往南經略邛、笮、昆明等地區，有功回到朝廷匯報。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大典，可是太史公因事停留在洛陽，不能參與這次典禮，因此心中憤懣，發病將死。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在這時候結束西征的使命回來，在黃河、洛水間的地方拜見了父親。太史公緊握遷的手哭著說：“我們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唐堯、虞舜時，就做過南正、北正，功名顯赫，主管天文各事。後代中途衰微，祖業將會斷送在我的手中嗎？你如果能再擔任太史，那就可以上承我們祖先的事業了。現在皇上繼承漢朝千年以來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典，我不能隨行，這是命運啊！是命運啊！我死以後，你一定做太史，當了太史，不能忘記我生前想要完成的論著啊！再說孝道，從侍奉雙親開始，中間表現在事奉君主，最終落實在立身成就功名。傳揚名聲於後世，用這來顯耀父母，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天下人稱頌贊揚周公，說他能夠論述和歌頌文王、武王的德業，宣揚周公、召公的風尚，表達太王、王季的思慮，再上推到公劉的功業，這樣來推尊始祖後稷。周幽王、周厲王以後，平治天下的王道殘缺，禮樂衰微，孔子編修舊有的典籍，振興被廢棄的禮樂，論述《詩》《書》，創作《春秋》，學者們到現在都以此為依據。從魯哀公十四年獵獲麒麟以來四百多年，諸侯相互兼並，史書散失斷絕。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這四百多年中間，明主賢君忠臣死於道義的人士，我作為太史而沒有加以論述記載，廢棄了天下的歷史文獻，我為這件事感到惶恐不安，你要記住呀！”司馬遷低下頭流著眼淚說：“兒子雖然不聰敏，請讓我詳細論撰先人所編史料佚聞，不敢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