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土生海外地名

前面談的都是地理坐標中心在外國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稱。先秦時代，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尚很有限，但已經認識到九州（即中國）雖大，但也不過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雖大，卻不如海洋廣大。戰國時齊人鄒衍的赤縣神州外有裨海環之，天下各州亦同樣有小海環抱，而世界陸地又有大瀛海環抱的學說，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漢以後，中國舟師和商賈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動中，越來越多地認識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標中心在中國本土的海洋命名體系，而其中與東南亞—印度洋貿易關系最重為密切的莫過於“南海”。中國海岸的大致輪廓線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東南亞—印度洋海域，必須向南航行。先秦時代中國人已經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國南方及其附近洋面，並兼指今之東海。漢以後，漸專指中國以南海面。故中國人的“南海”與印度人、西亞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識不夠發達的時代，“南海”這個地理概念所覆蓋的範圍相當廣，除了指中國以南海域以外，也指東南亞和東印度洋諸地。唐代有“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注：《舊唐書》卷89《王方慶傳》；《新唐書》卷116《王綝傳》雲：“南海歲有昆侖舶。”）的記載。這裏的“昆侖”即指東南亞、東印度洋諸地。龍朔三年（663），“南海真臘國”延請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藥為名請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後長留不返。（注：釋道宣：《續高僧傳》第2集，卷5《那提三藏傳》。）《新唐書》卷222記載，有“盤盤國”位於“南海曲”，即今暹邏灣西岸之馬來半島。唐代人習慣上把海外貿易蕃舶稱為“南海舶”，意從南海來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國水手在航海中特別注意辨識江河入海處，以此為目的港和中轉港的標志。例如《梁書》在描述從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時說：“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裏乃至焉”。（注：《梁書》卷54《中天竺國》。）在這短短數十個字中，無一提到沿途所經的海名，但卻提到了兩個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這裏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在敘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線時，提到西天竺“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由此入海。這裏的“彌蘭”河（新頭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寫今波斯灣內伊拉克、伊朗兩國交界處航線時，賈耽又說“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這裏的“弗利剌河”口，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匯流後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處。這些都說明，除了今南中國海南部被稱為“漲海”以外，當時的中國水手似乎僅滿足於“南海”這個泛指名稱，並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體名稱。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航海家積累的海外地理知識日見豐富，方位概念也愈加準確。唐代中國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東南亞）以外，又區分出一個新的概念“西南海”，專指北印度洋。《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師子”國（今之斯裏蘭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則雲：“師子國……在西海之中。”），這裏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陸南部周圍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記述撥拔力國（今非洲東岸之索馬裏沿海地區）的地望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中”（注：《酉陽雜俎》卷4；《新唐書》卷221《西域傳》說“大食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這裏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南海”與“西南海”的異同，則會發現“南海”與“西南海”的概念的觀察中心點都在中國本土，而後產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繼續沿用。周去非提到過“西南海上波斯國”。（注：《嶺外代答》卷3；《諸蕃志》卷上錄此段。）趙汝適在談及“昆侖層期國”（即今東非坦桑尼亞之桑給巴爾島）時說，此國“在西南海上”。（注：《諸蕃志》卷上“海上雜國”。）蒙古國時憲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漢人劉郁在行。他曾記載到波斯的“失羅子國”（即今之伊朗設拉子城），說“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劉郁：《西使記》，中華書局標點本。）所有這些“西南海”均與唐時一樣，指北印度洋諸海。顯然史籍中的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國產生的，是中國舟師獨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標中心均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