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阿裏神道碑銘》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

元劉敏中《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簡稱《中庵集》）中有《敕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福建等處行中書省省事贈榮祿大夫司空景義公不阿裏神道碑銘》（簡稱《不阿裏神道碑銘》）。碑文中有今南印度東海岸馬八兒國的資料。筆者在《元代攝思廉、益綿、沒塔完裏及謨阿津等四回回教職考》（注：載《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第2輯。）一文的注釋中（56），對碑文進行了初步討論，但離問題解決尚有距離，後見陳高華1980年文《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裏來華新考》（注：《南開大學學報》1980第4期。），心中存疑半為冰釋，但似稍嫌不足。

最早提出元代馬八兒王子孛哈裏來華問題的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蒲壽庚考》一書（注：陳裕菁漢譯本，中華書局，1954年，第88—89頁。），其主要根據是成書於1485年的朝鮮史籍《東國通鑒》卷40《忠宣王一》的記載，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六月：

馬八國王子孛哈裏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繡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孛哈裏。孛哈裏與其王有隙，奔於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

桑原氏還進一步推論：波斯灣怯失（Kish）島國有王子法哈耳烏丁·阿合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贊之命使元，居數年後踏上歸程，於1305年，在赴馬八兒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裏。桑原氏對上述朝鮮史料解釋的前半部饒有趣味，惟他把孛哈裏比附為伊利汗合贊使臣法哈耳烏丁則牽強附會，難以自圓其說。

陳文多有發明，他首先指出《東國史鑒》所記，乃本於1451年成書的鄭麟趾《高麗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第514—515頁）。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陳高華把《不阿裏神道碑銘》中提到的“西洋國”考定為馬八兒，並認定《元史·馬八兒等國傳》中提到的馬八兒國丞相不阿裏，與《不阿裏神道碑銘》中的不阿裏，以及朝鮮史料中提到的孛哈裏是同一人。陳高華還正確地把《不阿裏神道碑銘》中出現的海外“親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釋為先後得立為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贊。陳文把朝鮮史料中提到的孛哈裏“與其國主有隙，奔於元，居泉州”，並得賜蔡氏，與《馬八兒等國傳》中提到的不阿裏同其國主的矛盾，以及《不阿裏神道碑銘》所記不阿裏入元後得賜蔡氏，居泉州的記載聯系起來。總之可以說，由於陳文的發表，有關孛哈裏與不阿裏勘同的問題，以及有關《不阿裏神道碑銘》中印度與元朝往來的記載問題，均已獲得較為滿意的解決，比起桑原騭藏來，確實前進了一大步。

《不阿裏神道碑銘》記曰：“按禮部事狀”，不阿裏“本名撒亦的，西域人”。撒亦的，陳高華已把它復原為Sayyid。這個字在《元史》中又音譯作“賽夷”，今譯音為賽義德，乃阿拉伯語，指親王、領主或以個人資質、出身而著稱的人。在這後一層意義上，Sayyid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幾乎都是指穆罕默德的後裔。

碑文繼之又記曰：撒亦的“遠祖徙西洋”。西洋，如前所述，是宋元時代中國對馬八兒的別稱。馬八兒乃阿拉伯語ma’bar的音譯，意為灘頭、渡口、擺渡，其復數為ma’abar。以名觀之，這裏是印度南部的伊斯蘭化地區。印度北部的伊斯蘭化，幾乎完全是歷史上西亞和中亞的伊斯蘭國家武力入侵造成的。但是馬八兒這樣位於印度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化，卻是由回回商業勢力造成的。至少，這種伊斯蘭化在社會上層已很普遍，因為除不阿裏父子外，《馬八兒等國傳》提到其國的另一位宰相馬因的，不阿裏遣往元朝的使臣劄馬裏丁，其國王稱呼算彈，皆為阿拉伯文。又《元史》所載延祐元年（1314）閏三月，有馬八兒國主昔剌木丁和其臣愛思丁（注：《元史》卷25《仁宗紀》。），他們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文。至於社會下層，《馬可波羅遊記》說馬八兒的國民是偶像教徒（注：《馬可波羅遊記》穆勒、伯希和英譯本（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r.by A.C.Moule&P.Pelliot），倫敦，1938年，第387—388頁。），《元史》中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世祖派畏兀兒人亦黑迷失使“馬八兒國，取佛缽舍利”。（注：《元史》卷131《亦黑迷失傳》。）馬八兒之名何時出現，目前尚不清楚。這個國家在宋明的漢文史料中先後被稱為注輦（Cola）和鎖裏。從現有材料判斷，“注輦”是這個地方的本名；“馬八兒”（Ma’bar）則是回回商人所起的阿拉伯文名字，或是當地伊斯蘭化後出現的名稱，而“西洋國”，則是中國人對它的稱呼，這個名字大約出現在宋元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