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德南海志》中的“東洋”

五代、宋時航海地理學的另一個重大進步是產生了“東洋”和“西洋”的觀念。“東洋”的名稱可能與宋代的“東大洋海”有關。“東洋”的概念初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為“大東洋”與“小東洋”。

《東西洋考》“文萊”條中提到，文萊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許多學者據此研究“東洋”與“西洋”的地理劃分。“東洋”與“西洋”的地理範圍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給研究者們增加了許多困難。但單從地名考訂上下功夫，很難解釋清這個問題。所幸張燮在《舟師考》中分別敘述了“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據此筆者推斷，“東洋”與“西洋”的區分的基本依據在於航線的根本不同：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起源於從中國大陸出洋的航線。自宋代起，中國海船出洋前往今東南亞和北印度洋海區大體有兩條航線，一是從大陸出發向東航行，經澎湖抵台灣，再沿台灣、菲律賓列島、加裏曼丹等西太平洋島弧南下，是為東洋航線。二是沿大陸近海航行，過印支半島，進入暹邏灣，是為西洋航線。（注：參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本書第1—19頁。）香港學者陳佳榮在其論文《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中，對東西洋概念的來源有重要論述，筆者深受其益。他指出：南海的珊瑚礁“千裏長沙”和“萬裏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風險區，舟師皆知回避，故南海成為東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載《走向海洋的中國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43頁。）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海舶下番出洋只能在東洋與西洋兩條航線中擇取其一，汪大淵也不例外。以此點出發，可望對汪大淵兩次出洋的經歷重作探討。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仍是上述《島夷志略》“大佛山”條中有關“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於山下”的記載。前已述及，大佛山位於今斯裏蘭卡，屬於“西洋”，故他第一次出洋是“下西洋”。由此觀之，《島夷志略》中有關“西洋”諸地的記載大多取之於此次出洋的記錄。反之，汪大淵第二次出海乃赴“東洋”。

至於元代“東洋”的範圍，《大德南海志》卷7有明確記載：

東洋：

佛坭國管小東洋：麻裏蘆、麻葉、美昆、蒲端、蘇錄、沙胡重、啞陳、麻拿羅奴、文杜陵。

單重布羅國管大東洋：論杜、三啞思、沙啰溝、塔不辛地、沙棚溝、塗離、遍奴忻、勿裏心、王琶華、都蘆辛、羅愇、西夷塗、質黎、故梅、訖丁銀、呼蘆漫頭、琶設、故提、頻底賢、孟嘉失、烏譚麻、蘇華公、文魯古、盟崖、盤檀。

阇婆國管大東洋：孫條、陀雜、白花灣、淡墨、熙寧、啰心、重伽蘆、不直幹、陀達、蒲盤、布提、不者啰幹、打工、琶離、故鸞、火山、地漫。（注：陳大震：《大德南海志》殘卷，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於《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1990年，第8冊，第8431—8432頁；《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廣州史志叢刊，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1991年，第47頁。）

從上述陳大震的描述來看，元代“東洋”包括佛坭、單重布羅與阇婆附近三大片海域及其附屬島嶼。我國學者陳連慶對《大德南海志》中上述有關記載作過傑出的研究，惟其所引《南海志》原文有個別錯字。（注：陳連慶：《〈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載《文史》，第27輯，1986年。）

先說《南海志》中的“小東洋”。小東洋中最強國為佛坭，即渤泥，指今文萊（Brunei）及北加裏曼丹島東馬來西亞所屬沙巴、沙撈越諸地。麻裏蘆，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以為即今菲律賓馬尼拉（Manila）的元代音譯。麻葉，當為今菲律賓民都洛島（Mindoro）的古稱Mait的元代音譯。美昆，陳連慶以為今地不詳。浦端，陳連慶認為今地不詳，當即今菲律賓棉蘭老島（Mindanao）北部之武端（Butuan）。蘇錄，即今菲律賓蘇祿（Sulu）群島。沙胡重、啞陳兩地，陳連慶認為今地不詳。（注：此啞陳當非蘇門答臘島東北之啞陳。）麻拿羅奴，當位於今沙撈越境內。文杜陵，當指今印尼爪哇島以東之馬都拉島（Madoera）。由此可見，所謂“小東洋”乃指呂宋群島、加裏曼丹島及其南的馬都拉島附近海域。

次說“大東洋”。大東洋分兩部分。其中一部分中最強國為單重布羅，即《諸蕃志》中的丹重布羅，陳連慶認為此乃爪哇人對加裏曼丹的稱呼Tanjongpura的元代音譯。查馬來語tanjung意為岬、角，pura指巴厘教寺院。（注：《印尼語—英語辭典》（Kamus Indonesia-Inggris），雅加達，1990年，第552、441頁。）今加裏曼丹島東部仍有不少地名由tanjung構成，如Tanjunhulu，Tanjung Buaya，Tanjungredeb，Tanjungbatu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