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圖、針路與回回地理學

一、中國海圖和針路簿的海外地理觀

明初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跨進了一大步，《鄭和航海圖》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明以前中國舟師肯定已經使用海圖，但未能流傳下來。宋代文獻中已經有“海外諸番圖”的記載，但久已流失，難識其貌。元末已有“海道指南圖”，但僅及國內和北洋沿海，未涉及東西洋遠程航線。《鄭和航海圖》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水師海圖。此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載明茅元儀的《武備志》卷240，《鄭和航海圖》為其略稱。原圖24頁，包括序、地圖、過洋牽星圖等部分。

明初永樂元年，派鄭和等人赴海外為大規模下西洋作準備。鄭和等人使用原先收集好的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進行實測校正。（注：《順風相送·序言》，見向達校注本：《兩種海道針經》，並見福建集美航海學校收藏的《寧波海州平陽石礦流水表》。）這些記載都說明，明代鄭和大規模遠航的基礎，是宋元時代已經發展成熟的導航術。

據學者研究，《鄭和航海圖》有以下幾個特點：

（1）涉及海區範圍廣闊，東起我國長江下遊及東海、南海，東南至爪哇，西北至波斯灣忽魯謨斯海峽和沙特阿拉伯紅海之濱的吉達港，西南至東非索馬裏、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沿海地區，最南處達南緯4度左右，包括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內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和東非在內的廣大地區，記錄地名530多個。

（2）海圖不標經緯度，也沒有一定的比例尺，以中國傳統山水畫地圖的風格將遼闊的地域內的地名、景物，仿照“萬裏長江圖”的形式自右至左地繪寫在一字展開的長卷中。這是一種以移動的船舶為觀測基點的繪圖法，其上下左右並不表示固定的地理方位，但對航海者卻相當實用與方便。

（3）總體說來，全圖是以對景實的圖繪為主、文字敘述的航路指南為輔，但因航路地段不同，也有一些變化。在長江航區南京至太倉區段，因航向多變、陸標清楚，故以繪出兩岸陸標為主；太倉至東南亞海區和印度沿岸海區，鄭和艦隊多取沿岸航行法，所以對陸標的描繪也相當詳細，但相應的文字性航路指南大為增加，在主要航路上都注明了針位與更數及轉向與目的港；在印度洋航區，多為遠程跨洋航行，可參照陸標很少，所以只繪出一些典型的陸標，但在文字敘述中除航路針位以外，還記載了各處天文定位的數據。

（4）航海圖的航路指南除了記載了航向、針位以外，還記載了港口的水深、暗礁等資料；在陸標定位上，出現了利用三個陸標來確定航舶進港的方位的方法，這實際上是現代三點定位術的起源。針路不是兩點之間直線航行的簡單針法，而是航跡導航術，即從某一已知港啟程，途中經過已知陸標不斷變動針位，最後航達目的港；在一些風向與航向不一致的海域航行用針時，預先將風力影響的修正值計入，以保證航達目的港。這些都表明了我國明代航海技術所達到的水平。

（5）在印度洋航區，特別是從蘇門答剌海區往返橫渡孟加拉灣、印度南端到阿拉伯半島、經馬爾代夫群島往返阿拉伯海東非至印度西海岸兩岸的航行，利用觀察不同的星座來確定船的緯度，保證航向成為導航的主要參照手段之一。《鄭和航海圖》明確地記載了上述各航區的牽星數據，在中國航海史籍中為首創。（注：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第515—516頁。）

從地理方位學的角度看，在上述幾個特點中，其第二個特點最為明顯：海圖不標經緯度，也無比例尺，將遼闊的地域內的地名、景物自右至左一字展開。這是一種以移動的船舶為觀測基點的繪圖法，其上下左右並不表示固定的地理方位。這種繪圖法只能同舟師航海時的針路聯系起來。

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明清時期的一些舟師、海商世代傳下來的航海通書。清《台海使槎錄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這類圖書是民間航海家的導航圖籍，具有極高的價值。現存明代各種文獻中提到過不少這類書籍。例如《日本一鑒》提到的《針譜》，《指南正法》提到的《羅經針簿》，《東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針經》，《西洋朝貢典錄》提到的《針位篇》，還有《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秘訣》、《航海全書》等。

目前最常見的民間航海指南，是藏於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兩部手抄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這兩部書都出自普通航海者之手，是勞動人民的自己的記錄，毫無誇張之詞，雖然書中帶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客觀地反映了明初到清代中葉中國與“東西洋”各地間的海上交往。（注：向達校注本，《兩種海道針經》，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