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謝清高向葡商貸款糾紛的由來

從上述档案四、档案五所記可知，謝清高最初貸出本銀一百五十圓，計重一百零八兩給葡商事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借銀是為從事布匹生意。其時應為謝清高最後一次出海之前。雙方起初達成的協議的內容今已無從得知。

謝清高貸出本銀後多次討還，但不能歸還。當時謝清高還是一位在番舶上出苦力、年年出海的水手，估計當時只能利用出海歸來在澳門稍住、等待下海出航之際向葡商討還本息。

謝清高於三十一歲時，即乾隆六十年（1795）雙目失明，不能再出海。據上述档案三記載，謝清高雙目失明以後，在借方經年不能還本，貸方屢討無效的情況下，雙方重新商定葡商每年納息二分，即全年收息三十圓。這個新協定對於借方來說，意味著只要每年支付二分利息，就可永久占有使用其原貸資本一百五十圓銀元。而對於貸方來，在對方還貸無望的情況之，以對方承認債務為前提，每年坐收二分高利也不失為一種有利的安排。

從現存資料看，葡商在起初向謝清高借貸時，以及後來許諾每年付息二分時，可能並未提交實質財產作為抵押，而且當時雙方很可能未簽署書面借約。這種借貸方式常見於民間，用於雙方熟知底細的熟人親朋之間。可見貸方謝清高與欠方葡商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貸方葡商在借款時未提交自己的財產作為抵押並不等於無抵押。在這種情況下，葡商抵押的實際上是自己的信用。

據上述档案一，嘉慶四年（1799）葡商停止向謝清高納息。如果我們推定葡商在謝清高失明那年開始納息二分，至嘉慶三年共納息四年。借方不復納息之後，其信用也隨之破滅。謝清高采取行動保護自己的利益。經過兩年追討，於嘉慶六年（1801）貸欠雙方協議，欠方親筆以葡文寫下兩張借據，將自己位於“紅窗門”的鋪面作為向謝清高借款的抵押。借據規定如到期不能付還本息，其“紅窗門”鋪面任由謝清高收租抵息。該鋪面每年租銀二十四圓，較原議的二分息少了六圓。但鋪面出租，租銀收入可靠。此次協議的“番紙”契約，即葡文欠單二張，曾經“夷目”畫押。

但這二份番紙契議並未能保障謝清高作為貸方索本取利的權力。協議簽訂後，欠方葡商之叔，即謝清高的葡人房東咹哆呢·啰吵恃強不許謝清高按協議收租抵息。謝清高曾邀地保和通事向吵論理，吵雖然無言以對，但謝清高收取“紅窗門”屋租的事並未解決。

謝清高遂將此事諸於“夷目”唩嚟哆處。前已提及，《澳門記略》中提到，澳門葡萄牙人“其小事則由判事官量予鞭責”。謝清高口述的《海錄》在記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時亦提到，“威伊哆，掌理民間雜事”。澳葡執掌刑名諸事的夷目每數年一更。借方親筆寫下借據在嘉慶六年，澳葡理事官司見證“番約”，在約書上簽押的時間應相距不遠，而吵阻止謝清高收取“紅窗門”鋪租亦應在此年，故糾紛發生時在任的理事官應當就是親自在上述“番紙”協議上“花押”的那位葡官。但他卻不受理此事，反要盲清向“總夷官”即“兵頭”（今稱澳督）投訴。（注：是時在位之“兵頭”為Caetano de Sousa Pereira。）

吵強行阻止謝清高收取已被抵押的鋪屋租銀的原因，不外抵押簽約人其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