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航海科技的進步

從2世紀末東漢滅亡，到13世紀70年代元統一以前的約1200年中，中國歷史上數次出現分裂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陸路東西交往受阻，海外諸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續地上升，中國與波斯灣和地中海周圍地區的交通越來越倚重於海路。航海術正是在這些時期有了巨大的進步。

（一）船使八面風

兩漢以後，海外交往的發展促進了航海技術的迅速進步。這個時期航海術上最重要的成績是風帆的改進。三國時，吳國丹陽太守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敘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風帆，說：“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余，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注：萬震：《南州異物志》，見《太平禦覽·舟部》。）可以看出，這種由盧頭木葉編成的帆已經能用於偏風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順風的情況並不很多，如遇左右後側風、橫向風與前側風，帆面還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風力，而且會使船偏離預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險。因此在偏風的情況下，必須相應地調節帆的角度，利用風在帆面上產生的推進分力，並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橫向漂力，使船按預定航向前進。

萬震還記載道，這種前後設置的雙道風帆中的後帆，當遇到橫向風時，可以45度角迎置，將風反射到前帆，借以推進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滿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這種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風面積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穩定性。萬震雖然記載的是南海上“外徼人”的船，由於風帆技術的改進，行船已能“不避迅風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

風帆的進步與航海家世世代代運用季風來驅動海船是分不開的。舟人在長期的實踐中對信風的掌握有了巨大的進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區內的主要港口之間，已有一定的船期。法顯從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獅子國時，依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西南行而達。而他從耶婆提啟程歸國時，按正常的航期，攜帶了五十日糧，前往廣州。當時從“迦那調洲”出發；船張7帆，行一月余可達大秦國。

（二）海外地理知識的擴展

隨著中印兩國交往的日益密切，有關印度的地理學也傳入中國。中國人的海外地理知識因之而擴大了。中印兩國人民的文化傳統有著巨大的區別。中國人講究科學和實際，印度人則富於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話極為發達，但卻沒有寫下有價值的歷史著作。而中國人卻恰恰相反。中國歷朝歷代的官私文書、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許多有關印度和南亞次大陸的記載，2000年來綿綿不絕。

中國以外的國家也有一些與印度歷史有關的文獻，例如古羅馬阿裏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時代有關孔雀王朝時期的印度的描述。但這些資料無論就豐富程度，還是就其翔實性來說，都無法與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資料相比。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講：印度的歷史保存在中國歷史著作之中，如果沒有這些中文資料，研究印度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漢文史籍中有關印度洋地區的史料範圍已經極其廣泛。既包括了關於中國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國家之間關系的記載，也有當地歷史、風土民情、物種土產、商業貿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傳播、文化藝術等資料。從分類上說，既有正史中的有關記載，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有關印度的記載首推《漢書·地理志》中的有關從華南前往南亞的航路的記載，這在上一章中已引用，茲不贅述。範曄所著，成書於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的《後漢書·西域傳》記載了貴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與大秦國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後頻從日南徼外來華的事跡。沈約在永明六年（488）春成書的《宋書·蠻夷列傳》中，保存了兩封外交文書的漢文譯本，一封是元嘉五年（428）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國王刹利摩訶南致宋文帝的國書，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國（即迦比羅衛，佛祖釋迦牟尼的故鄉）國王月愛致宋文帝的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東南夷列傳》記載了天竺道人那迦仙從廣州乘扶南海舶歸國，途遇大風，至林邑遭劫後，引出扶南、林邑與南齊之間一段交往的故事。

雜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關印度洋地區的記載亦很多。三國時魏國京兆人魚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書中記載了西亞、地中海東岸地區和印度洋地區。例如，書中提到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臨兒國”，即今尼泊爾之洛明達和“天竺東南三千余裏”的“車離國”、印度東部的“盤越國”，並提到蜀地的賈人與這個“盤越國”有往來。魚豢還記載了“循海而南”，經過“交趾七郡”可與大秦往來，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這顯然是指從雲南經緬甸出海的商道。魚豢的著作已經亡佚，如今只有片斷保存在裴松之於元嘉六年（429）成書的《三國志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