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7頁）

本編集中討論3—6世紀（三國至南北朝）四百年內若幹場南北政權之間的重大戰役，包括戰前的戰略決策、戰爭過程中的戰役執行情況，以及各種現實因素對戰局進程的影響。代表南方軍隊北伐戰爭的戰例，是東晉桓溫對前燕的北伐，劉裕對南燕、後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權南伐及統一中國的戰例，則是3世紀的西晉滅吳之戰和6世紀的隋滅陳之戰。本編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戰例進行探討：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對戰爭的影響。人類社會的階級、民族區別和政權對立都曾是導致戰爭的原因，這在3—6世紀的南北戰爭中表現得極為明顯。政治體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驅動、精神追求更會決定戰爭的發動以及具體作戰形式。例如東晉士族苟且、貪生怕死的作風，導致對北方戰爭長期處於被動局面；而以劉裕為代表的北府兵軍人集團，則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這導致了桓溫北伐與劉裕北伐的不同結局。此外，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模式的區別，也導致戰爭動員程度、戰術運用水平的差異，從而產生不同的戰爭和政治後果。

第二，地理環境因素對戰爭行為的制約作用。本編重點討論長江在南北對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晉、隋統一戰爭如何克服長江天險；在桓溫、劉裕北伐部分，本書也重點討論南方北伐軍隊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開挖運河的方式進行軍事運輸。通過這些戰例可見，高明的戰略家會利用各種手段克服自然環境的約束，地理對政治、軍事行為只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而不是決定因素。

第三，統帥意志、能力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發展的或然、不確定性。戰爭行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揮原則，所以最高統帥的意志、能力及對局勢的判斷會從根本上影響戰局。戰略決戰的勝負則會直接導致政權的興亡，由此帶來宏觀歷史發展進程的轉折。少數人的決策造成對社會的普遍影響，這是戰爭史與其他經濟、文化、制度等專門史最大的不同。這個特點又帶來歷史發展的或然性、不確定性。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戰爭，成敗往往由於統帥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晉滅吳之戰，晉武帝司馬炎指定的各戰區統帥意見不一，如果司馬炎、王濬對局勢的判斷稍有遲疑，都會導致伐吳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將繼續下去。前秦試圖攻滅東晉的戰爭，秦軍本來占有絕對優勢，但苻堅在淝水一戰的決策失誤，導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續下去。所以本編在探討重大戰爭戰役的進程時，試圖擺脫各種決定論、先驗論的約束，再現戰事進程具體環節，以及當時可能出現的種種後果。只有梳理清楚這些，才能理解當時戰爭統帥決策的高明或者昏聵之處，並為當前的決策行為提供借鑒。

第三編，“成功轉型與積重難返：南北朝的戰爭與政權”。

本編主要討論南北朝時期戰爭與政權、民族、社會的關系，包括北魏政權的轉型與戰爭模式的變遷；南朝的財政、政治與戰爭的關系。

4—6世紀長期的對峙戰爭，和南北方政權形態有著密切關系，這集中表現在政權維持戰爭的形式上，包括騎兵、步兵、水兵等兵種的組建，兵員與戰爭物資的籌措，以及軍事將領在政權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權的建立者多出自遊牧族（即使並非完全遊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經濟生活中也占較大比重），早期政權形態也保留著較多草原部落制特征。但如果北方政權試圖將戰線推進到淮河、漢江流域，必須以步兵為主力，采取穩定而持續的推進戰略。這需要北方民族政權加強對中原漢地的統治，用中原的戰爭方式、資源維持對南戰爭，即北方政權形態實現從遊牧族到“中原化”的轉變。只有北方政權實現對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後，才能夠對南方政權形成實質威脅。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剛剛驅逐後燕、入主中原時，還是以騎兵為主的遊牧族作戰方式，不擅長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長管理農業地區，導致戰事曠日持久，對河北城鄉造成了慘烈的破壞。隨後數十年裏，北魏逐漸積累了一些管理農業地區的經驗，步兵數量和攻城技術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燾能攻滅周邊的北燕、夏、北涼等政權。再幾十年後，北魏更加習慣統治農業地區，又攻占了山東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政權幾乎全面漢化，兵種數量以步兵為主，所以戰線南推到淮河—漢中一線。

後世的金、元、清等政權，向南擴張的程度，也與其對漢地統治的深度有直接關系。所以成吉思汗雖然西征萬裏，席卷大半個亞歐大陸，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說江南；而滅南宋占領整個中國，要到其孫子忽必烈時期，那時蒙古人對漢地的統治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