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東吳的江防作戰與晉滅吳之戰（第2/13頁）

224、225年曹魏所用戰艦，應比此前曹休的二十人輕舟要大，才因枯水和結冰造成戰艦被困。[16]但這些船只在渦河中修建，又要經運河入長江，其形體亦不可能太大，應屬於中型艦規模。這顯示出北方試圖用水軍控制長江的尷尬：由於不適應長江風浪，北方軍隊只能選擇在冬季的枯水期發動南征，希望乘江面較窄時渡江。但枯水期對北方艦隊的行進也造成了極大困擾。這個悖論在後來的北周、隋對陳戰事中亦有體現。反觀南方孫吳的水軍，則能較自如地利用各種型號的艦船。在曹操對濡須口發起進攻時，孫權軍隊曾用一艘大型“五樓船”固守江口：

曹公出濡須，（董）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幹。其夜船敗，襲死。[17]

這種船應是有五層高樓的大型戰艦，對曹軍的輕船、油船具有體積優勢，周圍系有“走舸”即輕舟以配合作戰，巨艦則起著水上基地“母船”的作用。當然，《三國志》對水戰細節記載太少，當時的水軍裝備和作戰方式已難詳究了。

魏晉與東吳的長江攻防戰略

225年曹丕南征之後六十余年裏，曹魏和西晉朝廷都長期擱置了渡江攻滅東吳的方案。而東吳缺少戰馬，也難以在淮河流域的平原上與北方軍隊對抗。所以南北雙方進入了長期對峙和拉鋸戰時期。這一時期的戰場，南北縱深穩定在長江以北，基本不出長江流域；東西則為東起歷陽、濡須口，西到江夏（漢水入長江處）。

東關、濡須為巢湖入長江之口，夏口為漢江入長江之口，東吳防範北軍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防範巢湖和漢江內的北軍艦隊駛入長江，因此重點加強這兩處的防禦。魏明帝時，豫州刺史賈逵總結孫權進攻的特征：“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廬江郡即東關及濡須口所在。[18]孫權和孫皓都曾遷都武昌，目的便是加強江夏一帶的防務。司馬懿曾對魏明帝建言攻吳之策：“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19]亦是此意。

值得注意的是，東線廣陵、徐州附近有溝通江淮的古運河（後之京杭大運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襲古運河），曹丕曾兩度試圖從此進入長江。但在此後數十年裏，東吳和魏晉極少在這裏發生戰事。253年，諸葛恪率吳軍進攻合肥，曹魏方面擔心吳軍會從東線運河北上，“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司馬師則認為吳軍集結於合肥，“不暇復為青徐患也”[20]。而諸葛恪攻合肥不成後，確實準備改從東線徐州北伐，但旋即死於政變。繼之掌權的孫峻也曾試圖“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但旋即發病而死，此方案終未實施。[21]

至於江夏以西，是孫吳荊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這裏也較少與魏晉發生戰事，多數時間是吳蜀政權的交界地區。只有在北方攻滅蜀漢之後，這裏才成為防範北軍自蜀地出三峽的前沿要沖。

吳軍的機動和補給主要依靠水運，很少能翻越分水嶺進入淮河流域。[22]但依靠長江中的水軍優勢，東吳在江北岸維持了濡須、皖城、潯陽、江陵等軍事據點，並在據點周邊屯田以維持駐軍。為了防禦北方軍隊南下，東吳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築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遊泛濫，水域面積擴大，以阻礙北方軍隊的陸地行軍。同時，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擴大了吳軍戰艦的活動範圍，如孫權曾堰塞與建鄴隔江相對的塗水。但堰壩也限制了吳軍艦船在長江與支流之間的機動，所以吳軍往往伴隨著戰爭進程和戰術意圖變化而修築或拆毀堰壩。孫權為防範曹操，曾在巢湖入長江的東關口修築東興堤，後來孫權進攻合肥，又拆毀了此堤以便水軍開進巢湖。吳主孫亮時（252年），權臣諸葛恪又重修東關堤，並挫敗了魏軍破壞此堤的攻勢。[23]

另外，吳軍從未放棄過對魏晉南界的攻勢，特別是在東線（揚州），吳軍一直希望將北方勢力排擠出長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對建鄴的威脅。從孫權到後主孫皓，吳軍對北方占據的合肥城發起過多次進攻，但始終未能得手。吳寶鼎三年（268年）秋，孫皓親征至東關，前鋒丁奉試圖攻擊合肥；271年，孫皓再次試圖從陸路攻擊合肥方向；到277年，吳軍還在發起對西晉江夏、汝南兩郡的襲掠，試圖從大別山區進入淮河上遊。[24]但這時西晉已經滅蜀，對東吳形成壓倒性軍事優勢，所以吳軍這些攻勢都難以獲得實際成果。

北方的魏、晉政權主要依托城池鞏固對吳戰線。壽春和襄陽是魏、晉政權在東西兩線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分別控制淮河和漢江幹流，是揚州和荊州兵力主要集結地。這兩個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廬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線城池，[25]北方憑借其抵抗吳軍的水陸攻勢，並伺機對東吳的江北地區進行襲擾破壞。如魏征東將軍、揚州都督滿寵抵禦了孫權對合肥的多次進攻，並於魏青龍二年（234年）八月收獲季節對吳軍的江北屯田進行焚燒破壞。[26]晉鹹寧四年（278年）十月，西晉揚州軍也破壞了皖城一帶的吳軍糧儲。[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