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遇上武歪公

錢鐘書記陳衍語，謂：“陳柱尊人尚好學，下筆亦快，惟大言不慚，嘗與予言，其詩有意於李杜蘇黃外別樹一幟，余笑而存之。”鐘書對曰：“柱尊真可當土匪名士之號。”衍曰：“品題極切（《石語》）。”

“土匪名士”這個外號的版權，可能屬於曾國藩。朱克敬《瞑庵二識》卷一：“曾文正公督兩江時，有何太史者，記聞極博，下筆千言而無理法，曾公嘗稱為土匪名士。”

這個“何太史”，似指何應祺。唯清人慣稱翰林為太史，而應祺未入翰林，不應有太史之稱。然而，自“下筆千言而無理法”論，應祺又特別合格。

李慈銘論應祺之文，嘗謂：“頗以古文自負，而不知學。文亦頗有筆力，惜用字無根柢，多不如法。”（光緒八年正月初四日記）前輩蔣琦齡的品評，則不一樣，他說：“世之傳者，不皆桐城之派，新城之法，而世之為桐城、新城者，不卒皆傳也。大作開張精美，根底之深又原於性情之厚，無意於工，自無不工，所謂言有物者也，豈猶以音律體例自歉耶。”（蔣琦齡《空青水碧齋文集》卷六《答何鏡海觀察書》）其實二人說的是同一種現象。

至於應祺自我批評，也曾響應“下筆千言而無理法”的指責。他為湘軍名將王錱撰寫家傳，洋洋數千言，文末自記，雲：

自桐城派盛，記敘之文好言剪裁，每蹈削事就文之弊，實則掩其力之不足耳。近人每見大篇，輒誚為冗長，不知其氣勁，其筆遒，固不得以字數多寡相訾謷。此傳所敘近百余戰，無一雷同處，鄙意欲矯時弊，特恨力有未逮耳。（《守默齋雜著·王壯武公傳》）

顯然，應祺不是專欄編輯喜歡的作者，但是，說他“無理法”，他是不認的，反而他是要故意破壞世俗所謂的桐城文法，極有理論自覺。

應祺的生卒，諸書皆謂不詳。鹹豐十一年（1861年），他作《上曾滌生尚書書》，雲“男兒三十，已非少壯，祺又過二”，是知他生於1830年。光緒《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謂應祺“年五十四卒”，則知他死於1883年。

他是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自少生長在廣西。以故，他“師事朱琦（按，廣西人），受古文法”（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前揭與他長函暢論時事與文心的蔣琦齡，也是廣西人。他的姐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狀元龍啟瑞，仍是廣西人（《浣月山房詩集》卷三《寄內弟何鏡海應祺》）。及長，他又隨廣西人王必達入江西，見曾國藩，受到賞識，開始自己的事業。

他的妻子濮文綺（1833—1896），江蘇溧水人，是晚清才女，著《彈綠女史詩稿》與《彈綠詞》（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嘗作《虞美人·種桃花》，膾炙人口，詞雲：

劉郎去後無音信，春色飄零盡，莫隨流水去人間，未到花開先護小闌幹。香泥潤透連宵雨，淡影斜陽裏，畫簾春困綠窗人，別有一天幽恨不分明。

不知是不是對應祺發出的閨怨。

約在鹹豐八年（1858年）末，應祺進入曾國藩幕府，其間或治文牘，或獨領一營，文武兼才，叠奉褒獎，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才離幕單飛，仕至廣東高廉兵備道，“有政聲”。他的幹濟之才，可從一件軼事看出。國藩在幕中，喜歡開玩笑，一日，“與諸客議事，因曰：天下事有非賢豪所能濟者，有非庸人所能辦者，當別設一科，曰絕無良心科”。應祺應聲而起，說：“公求此選，舍我其誰。”（《瞑庵二識》卷二）此處“絕無良心”，不是說喪盡天良，殆謂臉皮要厚，心竅要活，說來不好聽，然而對於“效奔走之節，供指揮之用”的辦事能員，實在是必備素質，故應祺勇於自承，不以為嫌。

不僅不以為嫌，他大概還很滿意自身所具的這份氣質。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諸位名人在長沙絜園聚會，繪圖為記，郭嵩燾描述圖中的應祺，雲：“蹲踞地上，偉幹蹣跚，自負霸王之略，善化何鏡海（應祺字）觀察也。”（《絜園展禊圖記》）

表面上，應祺“狂譎不羈”，實則“資性奇敏，論多精確”（朱克敬語）。

如論郭嵩燾，他說：“郭筠仙非無謬處，其謬處皆可愛。李法曾盡有好處，其好處皆可殺。”時人以為中肯。

如論湘軍與淮軍的盛衰，他說：“皖人之起，方興未艾，而楚才一敗無余。問何故，曰：皖人互相推舉，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楚人日尋戈矛以相賊傷而已。稍有名望，必益為垢毀所集。凡家庭骨肉相賊害，其家之覆亡可立而待也。則凡省部相為賊害，其省之傾頹亦必可立而待也。”（郭嵩燾光緒五年六月廿七日記）湘人好內鬥，也是讓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