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而難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駕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鹹豐，是為文宗。文宗登極，面臨兩樁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亂，二是英國的侵略。內憂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遺產，一時間並無有效的辦法，文宗心緒甚惡，可想而知。就這麽惡心了九個月，他總算想出一招，以為滌舊迎新的嘗試。十月二十八日，文宗親筆寫下一道聖旨，譴責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將其革職，永不敘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進入軍機處，十六年（1836年），授武英殿大學士，為軍機領班大臣，成為權傾一朝的“首相”。文宗將任職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換，表面上看，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實際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達對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務”失措而釀成當下難局的不滿；格於孝道，礙於顏面，他不能公開指責其父治國無方，只能拿前朝老臣開刀，於是，穆氏首當其沖，罪無可逃。

其次，他認為前朝政治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國大臣“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應擔負最重的懲罰。不過，嚴格地講，“陰柔”與“揣摩”，並不能視作實際的罪行，只能是一種微妙的觀感。文宗亦明此義，故在諭旨末尾，特地強調了一句，說：“穆彰阿暗而難知。”

確實，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個“暗而難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時有“穆黨”之稱；他與另一位“首相”曹振鏞（以“多磕頭少說話”為做官秘訣者）前後相繼，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的政局，養成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風氣（曾國藩語）；他在鴉片戰爭時期掌控持權，贊成和議，罷黜林則徐，實為歷史轉型期的關鍵人物。但是，不論善惡忠奸，地位這麽高、影響這麽大的一個人，我們對他卻知之甚少。當時的官方資料，只有《清史列傳》一篇傳記（《清史稿》本傳即據此刪節而成），僅述履歷，不及其他；私家筆記倒是有十幾條，但多是軼聞傳說之類，且多被剿襲，是否廉得其情，不能無疑；民國至今，史學界沒有出版過一本關於他的傳記，甚至連研究他的論文也不過寥寥一二篇，品質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個巨大的影子，後人無法忽視他的存在，卻看不清他的面目。不過，細心觀察陰影的形狀，或能推知幾分造影者的輪廓。

晚清學者李慈銘雖對穆彰阿的“誤國”深惡痛絕，於“穆黨”卻有一番平情的議論，他說，穆氏“引掖後進，地道孤寒，雖多在門墻，而不離文字。較之樹援植黨、傅法持權者，尚有間也”；意謂穆氏雖構建了龐大的政治勢力，但與傳統上貪賄弄權、黨同伐異的“奸臣”有本質區別，甚至可以說，他在培植人才方面還功大於過。此非泛泛之談，而是基於史實的判斷。

曾國藩便是穆門高才的傑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無科第仕宦），經穆氏“引掖”，三十七歲即官至二品，以此，終生對恩師感激不盡；此外，季芝昌、駱秉章、勞崇光、李星沅、彭蘊章、何桂清、黃宗漢、葉名琛、鄭敦謹、袁甲三、羅遵殿、喬松年、毛鴻賓、閻敬銘等鹹、同、光三朝的大員，其人之政績或有優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別，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全都出諸穆門，且與師門保持良好互動。可見，穆彰阿雖被皇帝扳倒，但是，“穆黨”仍是構成整個皇權統治的堅實基礎。

當然，從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為也不算吊詭。對他來說，權力本身—甚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感覺—就具有極大的誘惑，遠邁斂財貨積帶來的快感。

聊舉三例：

第一，勞崇光由京官外放，臨行登門請訓，並奉上禮銀，穆雲，你在京清貧，哪來送禮的錢？日後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講這個禮節吧。

第二，穆門某人，“氣節人也”（穆語），以知縣候補部吏，但任上有虧欠，無法交代。穆氏（其時已褫職家居）聞之，立贈三千兩，替他解困。後來，此人“以殺賊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節義之士，所獲多矣。”

第三，駱秉章任禦史，稽查戶部銀庫，穆彰阿從旁打聽他的節操，聽說一毫陋規也不收，贊曰：“真體面，此是我門生。”

除了鹹豐三年被皇帝“勒捐”一萬兩銀子，穆彰阿並未受到罰沒財產的處分，但他過世後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敗，令來訪的曾國藩大為感傷。適如時人的評價：“若謂之誤事則有之，謂其貪黷則不然。”（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