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琦善點個贊

琦善官運特別好。

十九歲入仕，即授刑部員外郎，二十五歲，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稱高官。三十歲，任河南巡撫（正二品），三十六歲，升兩江總督（從一品）。據說有人來不及改口，見了升任總督的他，還小琦、小琦地叫，雖然失禮，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的官場，這都算一段佳話了。五十歲，他已身為文淵閣大學士（正一品），直隸總督，是民間所謂“宰相”；這就是他去廣東處理“夷務”時的正式身份（同時也是欽差大臣，兼署兩廣總督與粵海關監督）。然而，年輕人升遷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慣常人們對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最講究資格。這當然體現了道光皇帝的風格。為什麽道光朝是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有人嘗試用“心理史學”分析，因為道光皇帝當皇子的時間太長，在競爭成為皇太子的兇險道路上養成了穩重以致失於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時已經三十八歲，從生理上來說早已進入中年（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無疑義），更加求穩懼變，於是，不僅以此律己，還要以此規範百官，自然而然，就養成了自上而下的暮氣。初聞此論，覺得很有道理。但在他之前，順治、康熙、乾隆與嘉慶諸朝，皇帝登基之時，從數歲到三十余歲，都比他年輕，稱得上虎虎有生氣，故氣象大不同。但是，仔細一點兒，去查書，卻會發現他的皇阿瑪嘉慶皇帝，盡管三十七歲就名義上稱了帝，可接下來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雖已是嘉慶朝，但宮中的時憲書繼續使用乾隆年號），待到他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歲，比道光皇帝登基時大了三歲。不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歲才接班，也沒見誰評論雍正朝的空氣如何保守，如何壓抑，這又怎麽破？

“萬馬齊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龔自珍對他所處的時代做出的判斷，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自有他的經驗與情緒，後世讀者須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話來定義整個時代，更別說否定一個時代，因為這不科學。同理，道光皇帝確實輸了鴉片戰爭，可不能因為這場敗仗，就把他個人一筆抹殺。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遷，就是一個反證。

當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諱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終說，清為水徳，然而尚什麽色說不準，只好以宗室的黃色來權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黃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爾，本是蒙古貴族，而能率眾歸附滿洲，因此受封為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傳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說琦善是黃十二代。他是侯爵繼承人，即能以蔭生授刑部員外郎，遠比辛苦參加科舉的讀書人要輕松。

不過，琦善未來能在史書占據一席之地，不論褒貶，原因在於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從不放松後天的努力。

琦善借著家世顯赫，不到二十歲，免試去刑部當了幹部，可想而知，同事們自然有羨慕他的，也會有從心裏瞧不起他的。心裏的鄙視，不必寫在臉上、出諸口中，但會體現在做事上，於是，如何應付各種刁難，成了琦善初入職場的最大難題。

有人總結清代政治失敗的原因，說主要因為三個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條，條例卻有近兩千條，律是成文法，例，則集合了歷朝皇帝的詔旨、對臣下奏折的批諭，以及從刑部審定案件中抽象出來的原則性意見。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與例，孰為重要？當然是例。

對胥吏來說，他們雖然沒有科舉或貴族出身，不能擔任要職，但是，中央各部官員、地方各級官員，在具體辦事與辦案方面，幾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見辦。官員們並不想這樣，但他們不熟悉業務，辦不好這種事情。在胥吏面前，他們都是廢物。試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寫作的領導，哪有時間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連續工作幾乎不超過十年的領導，哪有動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舉赴職後，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與例案有關，請問，領導該怎麽辦？單位裏正好有一些幾乎一輩子都在同一職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們的父兄也在同一職崗，而且他們的子孫還很有可能繼承同一職崗，請問，要不要請教這些同事？如果嫌麻煩，是不是幹脆就委托這些同事去辦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長官（尚書、侍郎）對本部基層員工特別尊重，遠遠超過對中層幹部的尊重。

最後一個“利”字，也就有著落了。胥吏既不能通過科舉獵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權力，就只能通過工作體現價值—精熟例案，挾例弄權，以權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