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援”肅順

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清文宗在熱河病死，遺詔以肅順等人為顧命大臣，輔佐幼帝。十月，慈禧太後與恭王發動政變，推翻顧命大臣的政府，開創垂簾聽政之局。政變成功後，並未窮治“肅黨”，或以為借此可見慈禧太後的理性與仁慈。

然而，“肅黨”之有無，本就是一個懸案。民國三年（1914年），肅順當年的小弟王闿運，舊地重遊，白首談玄，雲：

“其時夷患（按，謂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耕雲）主戰，郭筠仙（嵩燾）主和，俱為清流。肅裕庭（順）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為權臣。余為裕庭知賞，而號為肅黨。”（《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

同、光兩朝，“清流”專指主戰派，而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則被稱為“濁流”。闿運將鹹豐末年政見不同的尹耕雲、郭嵩燾混稱為“清流”，並謂“權臣”肅順“兼善”之，顯然是將肅順視為當時的“政府”。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中取舍，不分清濁而俱為我用。所以，接下來“余為裕庭知賞，而號為‘肅黨’”一句，則是對政敵用“肅黨”一詞，汙稱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肅順“政府”為拉幫結派、招權納賄的“朋黨”，深表不屑。

禦史許彭壽卻不這麽看。他寫了《密陳查辦黨援等四項事宜折》（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謂，“伊等專擅以來，無恥之徒或為之鷹犬，或為之囊橐，或為之發蹤指示”，建議太後“飭下親信大臣，密查此種劣員，嚴行澄汰，以肅官常”。不過，同日他又附片奏曰：

“再，權要作威作福，目中且無君父，何況同官？在諸臣受其挾制，不過出於免禍之心，而臣又得自傳聞，是以先未指實，總求飭下親信王大臣從容查核，未可發之太驟。倘即日明降諭旨，則言者以報復為慮，此後無敢建言者矣。”（《查辦黨援未可發之太驟片》）

似對“無恥之徒”頗具同情之理解，不願太後窮治。太後想法則略有不同，看到折片，她“當令議政王、軍機大臣傳旨，令其指出黨援諸人實跡”。彭壽既已倡議，雖曰“得自傳聞”，至此也不得不交出名單，否則就有“訐告誣陷”的嫌疑。他檢舉了有代表性的幾位大臣：“形跡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蹤跡最密者，如侍郎劉昆、黃宗漢。伊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皆嘖有煩言。”或真是為了“懲一儆百”，初七日，上諭命將名單中的陳、黃革職永不敘用，余人俱行革職，並聲明點到為止，“此後朕惟以寬大為心，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許再以查辦黨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啟訐告誣陷之風”（《諭內閣將黨援載垣等之陳孚恩諸人革職》）。

彭壽列出的名單大有問題。他人不論，被革職的劉昆就感覺特別悲憤。此前，他與肅順的私交，不過同席吃過一頓飯，而且飯局的召集人還是彭壽之父乃普（時任吏部尚書）。試想，我劉某若是“肅黨”，汝父難道是臥底不成？於是，某日在戲院碰到許彭壽，劉昆破口大罵，“且質尚書前事”，彭壽理屈詞窮，轉身就跑，“昆奮起擊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眾環救乃解”。時人並作聯語，雲：“許禦史為國忘親，捐歸黨籍；劉侍郎因禍得福，打復原官。”（按，劉昆不久就重回官場，同治中仕至湖南巡撫，事見朱克敬《瞑庵二識》卷一）

然亦有人系統總結過“肅黨”的構成，謂：“肅順擅政，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先及留京公交車，次京曹官，次外吏。”［按，“留京公交車”（進京應試的舉人）可以王闿運為代表，“京曹官”可以李壽蓉（戶部主事）為代表，“外吏”則可以寫下這段總結的李桓為代表。）］

李桓是前兩江總督李星沅之子，時任江西道員。他怎麽理解肅順搜羅外省人才的呢？因為貴州安義鎮總兵進京陛見，途經江西，李桓“以其久著戰績，厚贈之”，總兵至京，拜訪肅順，肅向他訪問江西吏才，總兵對以李桓為贛省第一幹吏，並寫信給李桓，說肅大人對兄台極感興趣，不妨拜在門下，只要從江西寄來門生帖，我即在京代購一柄玉如意，“附緘面遞，即可晉秩兩司”（謂可升任按察使甚至布政使）。李桓接信，“不覺失笑”，以為“武夫不足與論”，燒了此書。以後，肅順被殺，據說“所有往來書劄悉行封進”，於是，李桓很佩服自己的先見之明，謂“幸不為某所誘”（李桓《甲癸夢痕記》卷一）。

但是，李桓卻忘了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諭：

肅順管理處所尤多，凡內外大小臣工，贈答書函，均恐難與拒絕。當茲政命維新，務從寬大。自今以後，諸臣其各滌慮洗心，為國宣力，朕自當開誠相待，一秉大公，斷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肅順家產內賬目書信各件，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即在軍機處公所，公同監視焚毀，毋庸呈覽，以示寬厚和平，禮待臣工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