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國狀元江若蘭

位列三甲

同治十年（1871年）秋，有好事者，自稱品花主人，綜合各界意見，仿照科舉程序，為長沙地區的風塵女子排了一個“花榜”，一甲三名，為狀元江若蘭、榜眼劉梅卿與探花張京玉。

若蘭是江蘇人。湘軍戰勝太平天國，士卒凱旋，除了滿載的財寶，也帶回不少東南女子，有花錢買的，更多則是搶來的，若蘭就是其中的一位。被擄已屬不幸，更不幸的是，強盜士兵糟蹋厭了，又將她轉賣給一位姓江的商人。若蘭遂從江姓，而本姓已不可考。然而被轉賣仍不算最不幸的事，不久，江家敗落，若蘭無以聊生，只得來省城做了妓女。其時為同治九年（1870年），若蘭二十二歲。而從業不到一年，竟被公推為“花國狀元”，對此，似不能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只宜無語。

講一個故事，看時人如何形容若蘭的美麗。十年暮春某日，若蘭與某公子遊嶽麓山，在三閭大夫祠設酒小憩。同行者湘潭尹某，是個“色友”（“工西人影相術”），為這對“香草美人，風流未墜”的小兒女拍了一張合影。若蘭“倚欄遠睇，公子憑肩而笑，作指示狀”；這種造型，直至今天亦能見著，可證近百年來大眾審美趣向仍不懸隔。

近代戲曲家楊恩壽十分欣賞照片中的若蘭，竟說，哪怕是《柳如是小像》《陳圓圓冊子》與《張憶娘（康熙時蘇州名妓）簪花圖》（真跡他都見過），三位畫中人較諸江若蘭，“猶覺有筆墨痕”。其時距攝影術傳入中國未及三十年，設備與技術俱未普及，而作為內陸省份的湖南已經有人將這種洋玩意兒運用於日常生活，略可見湘軍崛起為本省帶來經濟文化科學方面的巨大影響。

世間美人，有只可靜觀而不能讓她開口者，一說話，其美則減色，甚而蕩然無存。若蘭則否。風晨月夕，煮酒對客，若蘭“語音輕脆”“騁其談鋒”，賓主竟能“終日不倦”。舊時嫖客固不避諱肉體享受，然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似稍勝於今人。憑了辯才無礙的特色，若蘭大受追捧，“傾動一時，門盈車馬”。

嘗有進士出身的部吏（廳局級幹部），回鄉作樂，在若蘭面前誇口，說科舉如何難考，進士如何難得。若蘭笑言，妾身卑賤，素不知科甲的尊貴，前一陣，蒙諸位老板瞧得起，給我定了花榜的狀元，連帶侍婢巧雲，也列名三甲，享受“賜同進士出身”的待遇，聲價倍增矣。

清代殿試錄取分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這位部吏為三甲進士，恰與若蘭之婢同一等級，故若蘭以此調他的口味。其時，江湖流傳“替如夫人洗腳，賜同進士出身”之聯，譏嘲曾國藩（也是三甲），正與若蘭的雋語相映成趣。

狀元“夫人”

有狀元，則有狀元夫人。顧名思義，狀元夫人應是女人，而在清代，另有一類狀元夫人，卻是男人。

清代嚴禁命官宿妓，於是，為了遣憂泄欲，官們興起了找相公的潮流—鉆法律的空子，玩男人不算嫖娼。相公，或曰為“像姑”二字之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偽娘”。清代偽娘雖不能借選秀節目脫穎而出，而出人頭地的首要選項同樣是進入娛樂圈—那時節叫梨園。於是，與狀元交好的男伶，稱為狀元夫人。

此外，還有一類男性狀元夫人，則是名妓的相好。若蘭是花榜狀元，自然有狀元夫人。她的“夫人”，是候補同知李生。李生的生平仕履不可考，然而，大致可以想象：李生出身富室，在所謂同光中興的承平年代，雖未能報捷於科場，憑著家中有錢，亦能捐得一官半職，經吏部分配來湖南任職。然而，僧多粥少，他遲遲不能補得實缺，於是，淹留省城，“常作北裏之遊”。李生年少多金，是“合潘驢鄧小閑而一者”，不僅江狀元對他情有獨屬，“寵以專房”，各位混跡風月場的玩家亦不吝贊美，公認他為狀元夫人。

而若蘭畢竟不是從一而終的良家，除了李生，還有其他客人，亦須各設名分，於是，“視其資格，以判等差”，若蘭除了夫人，還有若幹“妾”“婢”，左擁右抱，好不得意。

同治十一年（1872年），江若蘭移居湘潭。湘潭是湖南的物流與商業中心。兩粵、滇、黔四省與本省西北地區的貨物，都要經湘江、沅水運往中原與東南，以長沙的地理位置與行政級別，固應成為經濟中心，然而，長沙港“不利泊船”，不得不將經濟中心的地位讓與航運便利的湘潭。於是，自明代以來，湘潭一城，“帆檣檥集，連二十裏，廛市日增，蔚為都會”，成為“天下第一壯縣”。既是一省的經濟中心，可想而知，消費水平很高，花榜狀元轉會到湘潭，也就是一件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