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譜·曾國藩‖

曾國藩的書單

近代學者錢穆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寫了一篇《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解釋清代道光朝以來讀書風氣的變化，特別選取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與梁啟超為代表，介紹並點評他們“對後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曾國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錢先生是博學而高明的學者，談的又是讀書問題，特意把曾國藩列進去，可以想見，國藩在發現自己學問不夠以後，“困知勉行”，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讀書皆有課程，曾國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話說，就是“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日子怎麽分剛柔，難道是硬一天，軟一天？非也。解釋很簡單，就是單日與雙日。不過，不是初一單初二雙這樣的單雙，而是另有講究。古代以天幹計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幹。天幹有十：甲乙丙丁戊己辛庚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這五個天幹居於奇位，屬陽剛，故稱剛日，也就是單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屬陰柔，故稱柔日，也就是雙日。日別剛柔，最早大概見於《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單日讀經書，雙日讀史書，這是曾國藩讀書課的基本日程。

經書與史書，是泛稱，具體是哪些書呢？國藩認為，必讀的“四書五經”以外，還有一些不得不讀，且要認真讀、反復讀的書，其中以《史記》《漢書》《莊子》與韓愈全集最為重要。《史記》《漢書》與《莊子》，幾乎是所有傳統中國讀書人的必讀書，而韓集也列為必讀，則體現了國藩個人的興趣。國藩的朋友發現，在寫重要文章，甚至寫奏折之前，國藩會隨手抄起一冊韓文，翻來覆去地看，直到看出了靈感，才開始寫自己的文章。可見韓愈對他十分重要。

此外，還有四種必讀書。先說《資治通鑒》《文選》與《古文辭類纂》。《資治通鑒》是編年史，從先秦講到五代，是國藩“柔日讀史”的主打書目—他也買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資治通鑒》讀得熟。《文選》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學選集，《古文辭類纂》選錄從戰國到清代的古文（相對駢文而言的散文），二書也在傳統讀書人的基本書目，不必詳說。值得多說兩句的是國藩自己編選的《十八家詩鈔》。從曹植到元好問，從魏晉到金朝，國藩選了十八位大詩人的六千余首詩，本來只是“私家讀本”，後來也出版了，供世人參考。

以上是必讀的八種書。然而不能只看必讀書，還要看其他書，只是典籍浩如煙海，該看哪些人的哪些書呢？這就有個讀書門徑的問題。曾國藩說，自己在學問上一無所成，然而，對於讀什麽書，如何治學，卻是略知門徑。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也不知道學問到底是怎麽回事，學術是怎麽回事。一個人會不會讀書的關鍵，就是這“略知門徑”四個字。當然，略知門徑之後，是不是能夠登堂入室，這個就有幸有不幸了。不過不知門徑卻能登堂入室，這就是天方夜譚，不可信從了。國藩對讀書門徑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正因為他的自覺，錢穆才將他列為近代讀書的代表人物。讀書門徑，或有高下、廣狹的不同，但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適不適合。以此，說國藩對讀書門徑有獨到見解，並不是在學術史的層面說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見解的地方，而只是說，這個門徑很適合他自己。

孔子之門有四科，叫作德行、政事、文學與言語。對國藩影響很大的桐城派，則強調義理、考據與辭章。國藩自認為明了其中的要義，乃結合桐城的三種功夫與孔門四科，寫了一篇《聖哲畫像記》，按照義理、考據與辭章的分類，同時符合孔門四科的標準，列出國史上特別重要的三十四個人，以為讀書治事的典範。

考據，則是孔門四科裏的文學，與歷史有關，與制度有關，更與經濟（經世濟民，非今日所雲經濟）有關。人選略分今古，先說“古人”：許慎，是《說文解字》的作者；鄭玄，箋注很多經書。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漢代之學）。然後是杜佑與馬端臨。杜編《通典》，馬編《文獻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這四位相對國藩來說都是古人。再說“今人”，盡管也隔了數十上百年，然皆屬於“國朝”，所以說是今人。顧炎武，國藩將他列在考據門，更重視他在史學的貢獻。秦蕙田，撰《五禮通考》，此書對國藩影響甚巨，在日記、書劄與筆記中常能看到他討論此書的內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運動的發起人。王念孫、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學家。

對這一門的人選，錢穆極表贊揚，說曾國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據最重小學（文字、音韻與訓詁），所謂讀書須先識字，又所謂一字不識學者之恥，人選中以許、鄭、二王最為擅長。但是曾國藩把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與姚鼐這幾位似乎不屬正宗的學者也放到考據陣營裏，那麽，用錢穆的話講，這就是“在經學之外擴開了史學，在校勘訓詁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據的範圍擴大了”。一旦擴大，對於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理解，就會不一樣。所以他說，曾國藩在這方面的見識是非常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