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婚罪

曾國藩嘗為蘇軾《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作跋。此詩是名篇，其中，“倚天照海花無數”之句，尤為國藩所欣賞。然而，國藩之跋，卻非評論文學，而別有所系。跋雲“坡公往遊（按，謂海州）時，攜有妓女，詩中所謂‘後車仍載胡琴女’者也；後，婢已遣去，故又雲‘前年開合放柳枝，今年洗心參佛祖’。伊川常謂‘心中無妓’，余觀坡老，襟懷灑落耳”。這裏的跋語有個小錯誤，說“心中無妓”的，不是程頤（伊川），而是其兄程顥（劉宗周《人譜類記》卷下）。不過，這個筆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藩為什麽要贊揚蘇軾遣妓為“襟懷灑落”？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明白，此處所謂“妓”，不是尋常所說流連街巷之妓，而是買歸家中的娛老之妾。此義既明，接著看蘇軾的故事。蘇軾有妾，姓王，名朝雲。蘇軾下放惠州，嘗於初秋之日，命朝雲唱一闋《蝶戀花》，孰知朝雲剛唱了兩句，便“淚滿衣襟”，難以為繼。蘇軾不解，問她何故，朝雲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聞言，蘇軾大笑，說：“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唱。不久，朝雲逝世（佚名撰《林下詩談》，載陶宗儀編《說郛》卷八十四）。朝雲唱不了“天涯何處無芳草”，淺視之，是擔心自己地位不穩固，隨時有被取而代之的風險。深一層作想，則是老夫少妾之家，夫死之後，恩愛頓消，其妾之出路不容樂觀，雖雲“何處無芳草”，實則處處是荊棘也。因此，通達的老頭，往往在生前有遣妾之舉，給她一些錢，甚至替她找個人家，善為歸宿。如白居易，雖因老年娶妾被當代佞人罵作“老嫖客”，但也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之詩（《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為其妾樊素做了安置。蘇軾本人也是如此，他說：“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朝雲詩·引》）。”

不以己之老病，耽誤她的青春，此即國藩所稱之“襟懷灑落”。然國藩所贊在彼，自家心裏別有一份情愫，卻隱而未發。

國藩有一妻一妾，人所共知。其妾早亡，他欲再買一妾，則知者不多。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三日，他給兒子紀澤寫信，說，“日困簿書之中（按，國藩時任直隸總督），蕭然寡歡，思在此買一妾”。並提出了具體條件，一是不要京、津之人，因為聽說“京城及天津女子，性情多半乖戾”。所屬意者，是江南女子，“或在金陵，或在揚州、蘇州購買皆可”；一則“但取性情和柔、心竅不甚蠢者，他無所擇也”；最後，有一段申明，謂應向女家講清楚，此“系六十老人買妾，余死，即可遣嫁”，並引用蘇軾《朝雲詩·引》之語，說“未死而遣妾，亦古來老人之常事”（《湘鄉曾氏文獻》，第1173~1177頁）。於是，前揭跋語雲雲，可與國藩的現實生活做個對照，也可以窺見他的言外意，蓋“襟懷灑落”，即“余死即可遣嫁”也。

然而，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他仍未買到合意的妾，其後，也不再談娶妾的事。原因如何，未有確證，但從其弟國荃於十年九月寫給他的家書，似能看出幾分消息。國荃勸他買妾，說“耄耋期頤，乃兄固有之壽，倘得少陰以扶助老陽之氣，益覺恬適有余味矣”；又勸他不必擔心因此隳壞晚節，謂，娶妾“固無關於一生之大者，隨其心之所安而已”（《湘鄉曾氏文獻》，第5368~5371頁）。可見，此時的國藩似對娶妾娛老之說產生了懷疑，更看重的是身後之名會否受損。

白居易和蘇軾都不曾因老夫少妾而影響“一生之大”，國藩則患得患失；相形之下，襟懷不夠灑落矣。當然，這些事跡和情感的發生，都有一個共同的語境，那就是傳統中國。今日之人，不必借口古已有之，遂行“襟懷灑落”之事，亦不必拿著《婚姻法》，去追究古人的重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