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言之隱

自三十余歲起，曾國藩“遍身癬毒”發作，痛癢難耐；此疾於少年時代即現端倪，這次全面爆發。此後，癬疾不時發作，尤以事務繁忙時發作得最為厲害。作家張潮曾說“痛可忍而癢不可忍”；曾國藩對這句話的體會必較常人深刻得多。據通行說法，曾氏此疾當定案為牛皮癬；其實不然。

同治三年（1864年）秋，剛剛收復南京，曾國藩即奉命北上“剿”撚。同時，他還要主持裁撤湘軍的工作，時刻擔心退伍兵勇因欠餉而發動叛亂。更惱火的是，對於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與他各執一詞，在私函公牘中連連發難，搞得他意緒大惡。身心俱疲之際，癬疾應時大作，他給曾國荃寫信通報病狀，“濕毒更熾，遍身發燒”，而接下來的一句話，則令讀者瞠目結舌：“余於（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發燒，醫者皆言是楊梅瘡毒氣發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劑，吳竹如勸每日服槐花一碗，亦無寸效。”如此說來，曾國藩竟得了梅毒？

錢鐘書借方鴻漸之口，說鴉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實，元代和尚繼洪《嶺南衛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瘡方”，並謂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瘡”；錢先生於此不免小眚。回頭再說曾氏的“楊梅瘡”。“醫者皆言”雲雲，似未確診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專治梅毒的“攻伐猛劑”，如牡蠣散、五寶丹之類—明末名醫陳司成治療梅毒，將“礬石（砷）、雲母石、硝石”等燒制而成“生生乳”，即為避免“輕粉（砷）內服”而產生“水銀中毒”；曾氏所見與之略同—似更證明他的癬症並非梅毒。不過，“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點兒消息。據醫學名著《景嶽全書》之《新方八證》介紹，槐花炒制成炭，可用來治楊梅瘡；然則，國藩雖拒“猛劑”，而所服槐花，仍是用於治療梅毒。如此說來，曾國藩真得了梅毒！

李時珍斬釘截鐵地說：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間楷模，竟廁身“淫邪”之列，這可怎麽辦？思來想去，我為曾公找了一條“廁遁”的解法：“先患瘡之人，在於客廁之後，其毒氣尚浮於廁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氣，熏入孔中，漸至臟腑（竇夢麟《瘡瘍經驗全書》）。”其實，還有一種解法，更能令曾公脫離“淫邪”之嫌，不過我不敢用，因為，那種解法將梅毒歸咎為“父母胎中之毒”（竇書），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來找我的麻煩。